不是效率极其低下、已经走投无路。这个前提也不能成立。
前提之三：中国国有企业表现为“半自发特征的民营改革，这是中国渐进性改革的企业基础，也是形成中国市场化和民营化转轨过程中的典型特征”。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由客观“发展趋势”推动中国正在被迫走渐进式“潜移默化”的私有化之路，而且要赶快私有化，等到“变成了完全的空壳”就错过时机。
这个前提存在吗？实际是存在的不是“半自发”，倒是两种不同的“自觉”。一种是自觉地根据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要求进行正确改革，包括中央明确提出的 “抓大放小”，采取多种形式改革，“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这个过程都是由政府为主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分步骤进行的。比如中小型企业退出40%以上，同时又组建许多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航母”。多数地方也不是急于甩包袱、一卖了之，象山西沁源县就采取“小卖、中股、大集团”的方式（小型卖了，中型的股份制改革，较大一点的组建集团），有序行进。再一种“自觉”，是自觉地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变卖国家资产。如有些地方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不过中央是清醒的，一直在纠正。主流既不走“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之路，也不走渐进式的私有化之路，而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坚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这两种“自觉”都不是什么“半自发式”的私有化改革。总体上，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主流是遵循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轨道进行的。 可见，这三个前提是作者的一种主观假设，实际并不存在。那么，根据这些前提所做的逻辑推理自然是不能成立的。中国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搞什么私有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这些言论和观点，不论是哪个方面来的，都是错误的。”  
“核心”是向收购者利益倾斜的非“均衡模型”
对于如何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该文设计了一堆模型，名义是实现政府、企业家、职工、银行四方利益的“均衡模型”。但仔细推敲一下，至少有4个非均衡。（1）收购者与国家不均衡。作者在内容提要中说得十分肯切：“模型的核心是企业家的最优目标函数，这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成败的关键。”文中多次强调企业家利益的最大化，选择一种付出代价小而收获又较大的机会。“民营化模型的本质就在于，它需要通过企业所有权的变革，来改善激励机制，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大大增加。改制所确立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能够决定人力资本的预期投入，控制权和索取权越大，人力资本投入可能越多，可能得到的收益也越大，”“最终决定经营者能否从民营化改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人力资本的投入必须与其投入的回报收益相等。”这些话是说把国有企业卖给拥有“人力资本”的企业家主要靠给他们更多的利益，让他们付出的成本越小、收益越大就越有吸引力。因此，在化公为私时就不要“纠缠于国有企业交易价格问题”，只要“有效率”，可以贬值出售，最好是白送。这就使政府大赔钱，私人多赚钱，当然不是利益均衡。（2）既然国有资产出售不要“纠缠价格”，那银行的债权也就泡汤，出现银行与收购者非均衡。（3）讲效率不讲职工对效率的分配，讲“人力资本”收益不讲劳动投入的收益，大头当然归业主，蛋糕做大了却分配不公，与职工利益非均衡，进而妨碍职工发挥积极性。（4）只讲经济效率，不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必然为追求自己的效率而破坏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效率，这又是一个非均衡。
这样最大的得利者是谁呢？文中提出：“识别企业家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根据企业效率，能够在过去持续创造较好效益的经营者不管是国有和民营，内部和外部，大都能成为未来成功的企业家”。外部当然是私企老板，内部就是管理层，即“主要是由经营者购买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的方式”MBO（请注意，国外也并不把MBO作为一种普遍形式，适用范围很小）。简单说，就是把国有企业廉价卖给、送给私人或管理层化公为私。这一论述中多处是自相矛盾的。如说国有企业中“过去持续创造较好效益的经营者”，既然能经营好一个企业，为什么一定非卖掉不可？可见，该文认定不管原国有企业经营得好坏都应无条件地私有化。还说这些内外的买者大都能成为“未来成功”的企业家，原来是说：这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个未来时、未知数，本身便带有不确定性，能靠得住吗？可见，不管要国有资产者是不是真正的企业家都可以给他。还有，强调收益回报与人力资本投入相等，用什么标准衡量，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付出极少的成本，一下子能得到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能算做二者相等吗？非法诈骗投机、掠夺公财能算“人力资本”吗？私有企业中就没有剥削成分？可以下这样的断言：那些短期内以几何级数暴富者，都不会是正当经营的。下面看一看事实怎样验证该模型的非“均衡”性的。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种“自觉”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十几年来特别是近六、七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近50%，其中中小企业减少40%多，其中有资产重组的，有破产的，有卖掉的。大体上算，因贬值、送出的资产近2万亿元，约占总资产的1/5，相当于2004年GDP的近1/6。其中，包括欠银行的债务，有的在等待呆坏账处理，有的尚在挂账。在出售国有企业中，能够收回的最多占流失的30%。这些流失的资产是否都是无效资产（如陈旧的设备等）？不是，除近一半固定资产还可利用外，最有价值的是20万户企业占有的土地约300多万亩，每亩经营房地产的收益以50万元计算，即达1.5万多亿元。许多私商、外商和内控人购买企业后并非都继续经营企业，有很多是去圈地和炒作房地产追求更大的暴富了。可见，国有资产低成本向少数人手中迅速转移，并非都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追求企业的高效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撰文指出，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表现：其一，转让国有产权没有完全进入市场。过去，不少企业转让国有产权采取一对一协商方式，不公开、不透明、不进场、不竞价，难以发现国有产权的市场价格，很难判断国有资产是保值增值还是贬值流失，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暗箱操作、收受贿赂、低估贱卖国有资产。进场与不进场、竞价与不竞价，结果大不一样。如云南省下关茶厂2003年拟以3000万元的资产评估价协议转让国有产权，而对方不接受，2004年进入产权交易中心拍卖，成交价达8100万元。
其二，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问题突出。一些企业在制定改制方案、选择审计和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确定转让价格等重大事项中，经营者处于主导地位，自卖自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缺乏保障；有的以拟收购的国有产权或国有企业实物资产作为其融资的担保，既侵犯了国有资产的权益，又将风险转嫁给了金融机构和被收购的企业；有的经营者人为造成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虚构虚增成本和债务，转移隐藏资产，侵吞国有资产。
其三，内外勾结，低价贩卖国有资产。如西南某市一家价值5000万元的国有企业改制，被中介机构低估为400万元，最后以200万元就出售了。经该市有关部门查处，原企业负责人与当地政府两个部门的个别领导人及中介机构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其个人在改制后的企业中占80%的股份。
其四，把职工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从转让国有净资产的价款中预先扣除，压低了产权转让价格。扣除的职工经济补偿金等费用或对应价值的资产并不立即付给或明确给职工，而是通过采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方式，把这些净资产留给受让方无偿占用。 
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个突出个案：
A. 由顾雏军经营的格林柯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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