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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理工具和模型的广泛应用，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具有了类似自然科学的属性因而越来越“象”一门真正的科学了。不可否认，“经济学科学主义”的倾向和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彰显，使其论证的逻辑性和结论的可操作性都大大加强了。但同时，其内蕴的思想性却越来越贫乏。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分注重了其分析工具的精巧，偏离了原本固有的哲学、伦理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其初始的学术理念。“如果想体验经济学的丰富性，就应从前往后学；如果想知道它的真谛，就应从后往前学。”［1］在经济学模型日渐精巧、“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断向其他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有必要从源头上对经济学的发展追根朔源，对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作一反思。

走在现代经济学最前面的奠基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史都是围绕着他展开的。”［2］因此，反思经济学，首要的就是重新检讨斯密的理论体系。对此，少有人持反对的意见。但对于斯密理论体系中贯穿的思维逻辑，却不见得每个人都十分的明白。现代通行的观点认为，斯密的贡献，主要存在于他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和“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定当中；后来的学者，也几乎都是在“理性经济人”人性假定的基础上、围绕“看不见的手”范式所作的解释和证明。比如，胡寄窗教授就将《国富论》的哲学基础归结为“以利己心为基础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统一”［3］；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4］等等。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或者仅仅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而没有解决问题，或者就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曲解和误读。后来的学者将大部分精力致力于数理模型的建构，或者希冀以此对“看不见的手”范式作出严格的证明，或者相信通过人的理性可以对现实经济运行达到完美的控制。但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努力都无限逼近了却不可能真正达到追求的目的。另外，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还从人的同情心出发主要讨论了“利他”的人性问题。后来的学者，或者将其归为道德哲学的范畴置之不理，或者把它同“理性经济人”人性假定一起称为“斯密问题”或“斯密悖论”存而不论。这些都说明，“知道”斯密的理论并不等于“理解”了斯密理论的逻辑。正因如此，需要对斯密理论何以如此作深入地考察。

在我看来，所谓“斯密悖论”的产生，其根源在于后来的学者没有从斯密著作的字里行间真正领会其一以贯之的经济哲学思想。这个经济哲学思想就是为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所信奉的“自然秩序”。理解斯密自然秩序的哲学观，是理解斯密全部理论的钥匙。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斯密理论的自然哲学背景，但除了西方学者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领悟和充分的发挥以外，总体看来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比如，盛洪虽然提到《国富论》的全部思想可以用“合作比不合作要好”来概括，并强调合作的实现“取决于自然秩序的力量”，却又说“合作的达成主要发端于人的自利本能”，并强调（由于“利他”道德的存在）“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还有被拯救的希望，是因为经济学并不全对”。［5］这说明他似乎没能够对自然秩序思想有透彻的理解，因为早在重农学派的魁奈就已经将道德秩序纳入了自然规律的范畴。事实上，经济学并不天然地排斥道德，把“道德之维”［6］孤立于经济人本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后代经济学者的曲解。

一、何谓自然秩序？
自然秩序观是人类思想宝库中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哲理。马克思就说过：人类社会变迁同时就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是西方文明的古老观念，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芝诺、西塞罗、阿奎那、格劳秀斯、约翰•洛克、魁奈以及熊彼特等，我们总能够找到先哲关于自然法和自然秩序的薪火相传的思想火花；十八世纪的欧洲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自然秩序观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7］比如鲁迅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而“道法自然”就是道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另外儒家学说关于“天人观”的思想也包含了自然秩序的思想。对经济史的考察证明，不管哪一种因素起了主导的作用，斯密自然秩序哲学观主要发端于这样两个源头是毫无疑问的。不同的是，他特别注意了自然秩序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和发挥。斯密认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8］如王亚南先生所说：斯密是以自然秩序的思想贯穿于其全书各片段。［9］斯密整个思想的目的，是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系统地阐明生存在宇宙中的这个无限而又联系着的人类活动体系的整个过程，以及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运行机制；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和形态。他的这一工作是以自然秩序的思想为出发点的。

概括地讲，自然秩序思想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整个社会是有着自然秩序的，有着自己必然的规律；
第二、自然秩序是自由的，它能够自发进行调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三、由自然秩序出发，整个社会有一种自然并且合理的分工秩序，这是经济学“看不见的手”范式形成的基本依据；
第四、自然秩序不仅是外在于个体的一种整体结构，同时也是已经内化到个体当中的人性，因此这就把道德秩序纳入到了整体的自然秩序当中，不仅使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成为可能，而且还为“利他”的道德情操提供了栖息之所；
第五、人的理性来源于自然秩序，自然秩序高于理性。原初状态，自然秩序自然得到体现；现实当中，自然秩序以人的双重本性为基础，以社会的分工为基本架构，通过人的理性得到实现；如果人的理性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自然秩序就自然地得到实现；如果人的理性违逆了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强制地得到实现。

二、“看不见的手”何以可能？
“看不见的手”这一短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各出现一次。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论》当中写到由于富人贪得无厌的欲望，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10］。《国富论》当中，斯密又说：“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它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11］

那么，“看不见的手”意指何物？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而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道德情操论》当中的论述表明，“看不见的手”平衡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伦理的特性，反映了自然秩序包含道德秩序的思想；《国富论》当中的论述表明，“看不见的手”调节了个人和社会、私利和公利之间的关系，具有经济的职能，描绘了完全性市场的理想状况。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看不见的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提供了一个由私利追求通达公利最大化的路径。

那么，“看不见的手”何以可能？
“看不见的手”背后隐藏着自然秩序的作用。斯密常借人体和社会的类比来说明自然秩序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发挥着作用。斯密指出，人常有疾病，但人身上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使疾病得到疗治，使身体恢复健康。同人的身体一样，社会内部也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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