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是模糊的，从而也是难以被证伪。 

    X效率理论运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在研究了理性、压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了所谓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为了达到既定x效率水平，对不同人格倾向的个人应该施加不同强度的外在力量。 

    X 效率理论还运用了博弈论的方法和其它必要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了诸如人与人的关系，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制度安排等对x效率的影响。并进行了经验上的实证分析，俨然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思索不难发现，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结论；从概念到命题；从形式到内容，x效率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x效率理论否认厂商的最大化行为假说：虽然在由所有者自己管理的小企业里，利润决定着企业的主要甚至全部决策。然而在大企业里，作日常决策的经理是难以被所有者所监控的，因此，经理在经营企业上往往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他们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其他目标而较少考虑利润最大化，如追求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内部人利益的最大化等。但是。经理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如果他们一味追求这些目标，股东或董事会就可以撤换他们而由新的管理层来接管。无论如何，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大可能幸存。企业要在竞争性行业中生存下去，就得将长远利润最大化作为他们的首选目标。以一种假说为基础建立的理论如果能解释经济，并且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而没有被证伪，则这种理论包括其假说就是合理的。而不能解释经济的理论和不能被证伪的理论它一定只是空洞的。所以x效率理论对最大化原则的否定是不对的，是谬论。由于边际原则是最大化原则的逻辑演绎，自然x效率理论对边际原则的否定也是不对的，也是谬论。是对目标行为与现象表征的混淆。 

    X效率理论对所谓x低效率的原因的分析不能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有任何作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映证。一方面，用劳动合同的不完整，生产函数不是完全，管理投入非市场性等描述是非常模糊的，什么样的合同是完整的呢？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完全的呢？为什么管理投入具有非市场性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它们都是模糊不清的问题，所以无法回答。高斯写道：“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清楚证明是错了的。”是的，概念或分析模糊不清，不可能清楚地错，所以也不可能清楚地被事实推翻了。X效率理论就是要从模糊中找论据，因为只有这样其理论才不可能被证伪。而这颇能迷惑一些人，但不能迷惑经济学学者，所以x效率理论永远都是非主流，根本就不能进入经济学的殿堂。其实，劳动合同的完整与否永远都是相对的，雇员在劳动的努力程度方面是可以被监控的，现代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即使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委托人也可以和代理人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合约，这没有多大困难，试问，有谁看到雇员不努力是一种普遍现象呢？既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建筑在这个假设及其它一些假设基础之上的理论又有多大的解释力呢？从生产函数来看，根据定义，生产函数所表示的是投入与其最大产出的关系，既然定义所说的产出是最大产出，那么，它不是唯一的，难道还有两个或更多的最大吗？如果产出不是最大的产出，而是一个产出带的话，这个产出带有多宽？这岂不是否定了生产本身，而陷入到生产的不可知论中了吗？从管理投入来看，对管理人员的使用权的运用，不是管理投入那是什么？从不同厂商来看，仿效本就是一种竞争，怎么能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呢？ 

    X效率理论也有一个基本假定，其假定是经济活动中的人是具有“有选择的理性”的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也不是“有限理性的人”。这个假定完全使人进入云雾中了。有选择的理性是莱宾斯坦在考察个人心理和行为的过程提出的。莱宾斯坦认为，个人具有两种倾向。一方面，个人像他们自己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另一方面，个人又像他自己因为这个假定认为应该的那样行动。个人必须在这两种倾向之间进行折衷和妥协。令人不解的是，x效率理论运用了它所反对边际原则考察了个人的有选择的理性行动与他或她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在模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使自己的理论变得“高深莫测”，不能被证伪。 

X效率理论是模糊的前提、模糊的问题和模糊的结论的大杂烩，是边际方法、博弈论方法和主观想象的大杂烩。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x效率理论的用处就是它没有解释能力。而其“有选择的理性”则为那些想要践踏他人民主权益的个人或组织（对于这些个人或组织而言，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践踏他人民主权益也是他的理性选择，而这时被践踏者接受践踏也是理性选择，因为如果他反抗将会损失更大）埋下了理论祸根。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人理性无需修饰，理性就是理性，无所谓有限理性、有选择理性或其它。  四、个人理性的必然要求 

在进行了以上的分析后，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了。市场经济之所以比计划经济有效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最符合人的本性，符合个人理性，因为当每一个个体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最大化了整个社会的福利。这样的结论已由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给予了证明。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是说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而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则指出给定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完全竞争市场能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达到它。[7]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如果在不减少其它人的效用的情况下，生产和分配的重新组织，不可能增加某个人或更多人的效用。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和第二定理完备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越性。但有人说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概括的是完全竞争市场机制的特性，而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的特性，如果某个市场参与者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福利经济定理的结论就无法得到证明，从而福利经济定理的结论就不再适用。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福利经济定理为人们在规范市场经济的规则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当某个市场主体的市场势力太大的时候，应作为违规处理，如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第二，理论上不能证明在除了垄断以外的其它非完全竞争市场是帕累托最优的，但同时也不能证明它们的均衡状态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我们不能从数学的逻辑中进行论证，只能说明我们的逻辑还不完善或者没法完善，但不能据此而得出什么结论，正如我们不能证明某人无罪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他有罪。第三，市场机制或者说个人理性导向的机制是否可达到最优，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前沿来看，是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的。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与法学教授维尔农·史密斯用试验来解释市场是如何自发地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会产生较好的福利结果（在某种理想情况下，甚至能实现福利最大化）。史密斯的任务就是发展种种实验技术，用以补充对现场观察的经验解释。史密斯曾经是个社会党人，那时的他相信，一个好社会就是一小群明智的人作出大多数社会、经济和政治决策的社会。现在的史密斯则称自己为自由至上主义者，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关于自己的信念，史密斯2002年5月接受美国《理性杂志》采访时说，在他看来，自由至上主义者承认：所有的组织都存在信息高度分散的难题，而要得到良好的结果，组织这种信息的最好办法就是分散化的机制，只要个人可以自由地收集信息、并进行他或她自己的权衡，就能获得最好的结果。他说，不管对于政治还是经济甚至是社会交往，这一点都正确无疑。最好的体制就是个人自由最大化的体制，不是个人要接受他人约束的体制。史密斯思想转变的经历，跟他现在的同事詹姆斯·布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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