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以及时尚风俗的变化，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则出现了一些主张崇奢黜俭和工商皆本的思想家。这里，我要介绍一个杰出的经济思想家——陆楫，他曾经在一

部著作里，认为禁奢节财不足以使民富，反之，奢侈却可以助长社会经济的发达、工商业的繁荣。他说：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子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酿，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能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使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他，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且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乎，此可与智者道也。

通观全篇的主旨，贯串着奢侈不足以贫天下，地俭则其民反不易为生的思想，其所论营利、市易与奢侈等，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上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在明代社会里能够反映出这种启蒙思想的特点，我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而和当时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萌芽这一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这种崇奢黜俭的主张，真正体现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这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斗争。是以从明中叶起，人们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种种现象掀起一场争论，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有的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主张开放贸易，反对封建政府的种种限制，有的则提出农末相资、有无相通，打破封建割据的分散局面；有的则主张开通海禁，利国利民。这些思想都说明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已越过狭窄的本地市场，而趋向全国性的范围前进，这是构成中国这个大统一伪封建国家的物质基础。在当时经济思想界中最值得一说的，还有章邱李开先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大胆为商人说话，肯定商人和高利贷在后期封建经济里的地位和作用，他为商人高智作传时说：

乡老有为通变之言者，邑有富室，邑人赖焉。有驳之者，以为聚众有而后富，富者众之怨也，尚何赖之有7殊不知贫人衣食差赋，人情往来，一时有急，辄向富室取借，日后从容偿还，甚为活便。自有司不追私债，虽借者因悭吝弗与，人咸闭户，不复以帐目交易矣。况富者日累，而未累者又不及旧邪!吾章自刘门之衰，而高门不放利息，十人九阻，急难措手，非一日矣。

高门以君为同行第一人，又以君父为前行，亦弟一人，盖以其量阔心实，有益于众，终以本大利长，有益于己耳。高君名智，字承慧，……自幼养于母家，至有知识而后归高，及长，……大凡见者即知其为富而有德者，……有欠债者，岁终原本亦无之，究其所以，贫不能敷，遂馈之酒肉诸物，以为迎岁之用。新正即收为贾，后遂两得其力。赀厚其出，利薄其人，毕竟亏折者则焚其券。而济同姓、济异姓，各有差等，視其门下作贾及江南北为商者，如其亲友，未尝恃财而轻有所简傲。……自君弃世十余年，贫者之公私逼迫多有甘比限之刑，而为异乡之逃者矣。通变者之言，吾深有取乎尔①。

这种肯定高利贷积蓄的历史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极为少见的，这一种经济学上的新伦理定律，把中世贪欲的罪恶，转变为近代社会“为储积而攫取，和为攫取而储积”的经济原理，反映明代新的经济因素已在夹缝中滋长出来。再如清代前期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主张"工商皆本”，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末业”的商贾，提到与农业并重的高度；王夫之反对封建国家压抑富民，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②等等，都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

与此相反，无可怀疑的，商业的发展是会伤害原有的自然经济，因而主张限制论二者，亦大有人在。明代李献吉在其所著《贾论》中所宣扬的经济思想，也可以代表一部分明人对于商人的认识，嗟叹封建秩序的动摇，而又处于无可奈何的情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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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李开先：《李开先集》，闲居集。听选官高君墓表。

    ②  王夫之：《黄书》大正第6。

语人曰：贾之术恶，人必以为谬，然不知贾深刻，取赢羡。深刻则心易残，取赢羡则戕物，故非大奸巧，不能喻等夷。然贾亦不尽尔．若尔常十七八，亦其术使然也。夫心神舍也，深刻则耗神，神耗则昏吒而形不和，形不和则不能修于身行，此非术之罪也。今天下机利莫于盐若货，盐若货散而四方剧，故盐若货贾尤富，实易尽力，而其人率能目语额瞬，谈智于尺寸之间，而窥窬于分毫之际。泰者则辄楔妓女，弹鸣瑟，即肥甘绮丽，．车马珍玩诸属与诸大贵人等矣。夫贾编户之民也，而一旦音乐妓女之奉，肥甘绮丽，车马珍玩诸属与诸大贵人等，则淫侈而易为邪!夫人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择木者也；处奢靡逾躐而能制心者择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显名天下，传于后世。故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者，非卫欲喜生之道也①。

又如清代乾隆年间，思想界还就酿酒和种烟的弛禁和严禁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理学名臣的方苞，便对当时酿酒业和种烟业的发达大为惊叹，他说：“上腴之田半变为烟圃，五种之美半化为糟醨，民间积贮日少，……思之令人寒心。”②这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还往往引起各地生业上的严重冲突，浙江《云和县志》物产志引窦经《银冶铁冶论》云：

云(和)以前土广人稀，田多荒芜，谷贱伤农，粮多逋欠，货物不至，县无列肆，商贾不集，途无旅店。自坑冶盛，人亦日众，由是垦辟众而田土辟矣，食指繁而米谷有价矣，列肆鬻物而旅店有商贾矣。或又问铁冶既有利矣，可以永存驮。曰：非也。王者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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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梦阳；《空同集》卷59。

②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1，请禁烧酒种烟第三札子。

重本抑本，故近宝之国，其民多贫，以其鹜近利而力本寡也。诚使弁山垦田，有水者种稻，无水者种麦豆，石多土少者种麻，山多田少者种靛，墙下种桑，隙地种裇种桐种稷，山则植杉种竹种茶养枫松榲柞各树，本业既力，而铁冶可封矣①。

这种议论，正体现了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经济的强烈冲击，以及地主阶级对于商品经济的恐惧心理。人们对于当时经济转形期的思想争论，也正说明了明清两代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处于正在变而又未剧变的阶段，旧的势力十分强大，新的因素又很脆弱，各种因素既十分复杂，而又都未成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圈，自然经济依然占着支配的地位，这也影响到明清时代的城市社会性质，存在有两个不同的类型。

明清时代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也在发展之中。当十六、七世纪前后中国出现有不少的大城市，集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也有很繁荣的工商业，如两京、苏、杭、扬州、临清、开封等。这说明明清社会已在向着自己的合理道路前进。其中，苏、杭、扬州、临清工商业发展很值得注意。可是如果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其中各个城市的经济性质都具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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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咸丰《云和县志》卷15。又同治《万安县志》卷3水利志云：“梅陂在十四都，此陂自宋建立灌田万顷，乡民赋食两赖，惟水发源龙泉，竹木放流伤陂害稼，讼官奉断，清明至霜降每逢初二、十六两期开陂．限以辰开戌闭，平时不得越犯。同治十一年龙泉竹木客商欲在陂上建立会馆，难免人众害陂，控经邑侯周亲诣踏明，亦恐彼此逼处滋事，断令不准兴造，并详府省有案。”又徽州《王和义堂置产合同簿，有《高竭告照》云：“具告照人王玉玺、王之鼎、王宗虞等告为恳恩批照以保古竭以苏民命事，率字高竭一道灌田三百余亩，国课民命攸关，册载不磨官墨，叠据本年七月遭邻豪江永享、江加相等违禁造磨，乘天亢旱拆占堨霸流水，只图一己囊肥，不愿众姓苗稿，急号宪诛蒙责枷示，恩同二天，顶戴无涯。窃思天时不常，豪强时有，既蒙法惩一时，尤恳泽流百世，乞赐批照钤印世世啣恩，激切上禀。批云：古竭不准拆毀准照，上有硃具。康熙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具告照人王玉玺。”以上例子在各地甚多，可见当时农业与工业、农业与商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自的特点。按我平日的考察，似乎明清时代的城市经济大约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1)开封型城市。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开封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型藩封城市，如江西的南城等等。(2)苏杭型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业的比重较大。此外，还有不少和工商业生产直接有关的新兴市镇。如盛泽、濮院、王江泾、枫泾、洙泾等，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心。为着具体说明这些城市经济的特点，我把以明代开封城市为例，进行解剖，并和苏州城市作综合的比较。

开封是明太祖第五子朱棣的封地，也是历代的古都之一，向是贵族地主的集中地，繁华富庶，早已为世所称，当嘉靖间，户至19万6千，口至174万①。按照明初的规定。亲王禄米5万石(后减万石)，还有其他的收入，如钞、缎匹、茶、盐、马匹草料等。周王是当时大藩之一，赏赐独多，禄米达2万石，亲王的子女、儿孙亦都各有一定的俸禄，以周府而言，“春夏二季于五月放禄银一万余两，秋冬两季于十一月放禄银十万余两，国王以下，俱有禄麦、禄米、海盐、籽粒”②。这大量的禄米、禄银不用说都是靠剥削农民的大量贡赋而得来的。这些亲王子孙不断增加，到了嘉靖时，“河南唯一周府，今郡王三十九，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③。俸禄之外，亲王还广占田地。《明史·食货志》云：“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可见周府在河南也有参预广占河南的田土。次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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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顺治《开封府志》卷10，户口。  

    ②  《如梦录》。

③  谈迁；《国榷》卷63。

宦、官僚、勋臣等也都是大地主，他们都靠着禄米、田租等过活，因而开封城市的繁荣即是建立在这大量的封建地租的基础上。所以它和：当时江南及东南沿海的城市、市镇，有明显的不同。首先，从它的阶级构成来说，这些皇亲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郡君、县君、乡君、仪宾以及大小官僚等实构成开封城市的中心人物。开封城内王府林立，据《如梦录·街市纪》所记，在周王府．之外，还有很多的郡王府，举其名称，有曲江王府、华亭王府、原武王府、瑞金王府、镇平王府、封丘王府、奉新王府、临汝王府、郡陵王府、安吉王府、堵阳王府、汝宁王府、魯阳王府、颍川。王府、应城王府、沈邱王府、汝阳王府、柘城王府、义宁王府、莱．阳王府、鄢陵王府、上洛王府、顺发王府、内乡王府，此外还有贾仪宾府、段仪宾府、阎仪宾府等，以上罗列王府名称，无非说明当时开封城市的构成是以周王府为中心。这些王府，按明朝的规定，亲郡王及将军、中尉俱不许擅出城郭①，所以他们都．是聚居在城内，高踞于人民的头上，“金钉朱户，四门皆有伴当看守”②。次则贵族、乡宦也为数不少，兹略举数例，有徐府(徐达后代)、高张刘乡宦住宅、李乡宦宅、卓典杖宅、王九德家、张尚书宅等。就是说开封城有不少地方俱是“乡宦王亲居住”，人们所见的只是“大街小巷王府乡绅牌坊，鱼鳞相次”。同时，也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商人。明末“保甲，阖城八十四坊，王府、乡绅、士民概得一万余户，每户十丁口”③。其中的士民，即包括有商人在内。他们作为封建地租的分润者，亦占居一席。这一个地理景观，如和江南城市相比，就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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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朱勤美：《王国典礼》卷1，城禁。

    ②  《如梦录》。

    ③  白愚；《汴围湿襟录》下。

同。苏州虽亦是地主集中地，“苏城士夫缙绅之家甚多，但其东半城贫民中以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①。在这东城中，机户约达一万户，有雇工数十人的民间机户，因而每早有佣工市等待雇用，“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日车匠‘，立濂涇坊”②。城西则为商业区，特别是沿大运河的上塘街、南濠街，棉布、丝织、米谷商行林立其间，全国各地商人蜂拥而来，开展贸易活动。枫桥的米市、南濠的鱼盐市，东西汇的木簰市，尤为有名。棉布加工的踹坊，亦在其附近，拥有万人以上的劳动者。这里的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有不少的产品是为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返观开封城内我们虽亦见到当时商业街市是很繁荣的：

自关帝庙大街往南是兴龙桥，有写真方家画馆。至西亭府牌坊，有带子、手巾、大小鞋袜、松串、簪棒、白货等铺。折向东路有五彩彩头条子、汗巾、铜扣、酒店、铜匠、整理琵琶弦子。北是茶叶胡同，过口往东有成衣、烧酒、皮里杂货、南酒、药材等铺、木耳店、酒馆。……又东是大山货店街，有杂货店、当店、柬贴铺、打金铺。北是乔三府胡同，口有炒黄丹、倾销打金、正升字号店。北是黑墨胡同，口有烧饼、冷酒、杂货．过口是华亭王府，大门改为大杂货铺。东至大店街角，自大店街角回来往西，路南有杂菜、杂货、如松字号店，俱是杂货扇儿。北门店内俱是楼房，有百余间。大祖师庙、大王庙内有京杭青扬等处运来粗细暑扇：僧帽、头篦、葛巾、白蜡等货。至小山货店口，过口往西有杂店、过客店．至草三亭北口，过口往西有羊皮金、打金、皮金头、条牙子、铜锡簪扣等铺。西复抵大街，大街往南有饭店、刷字、刻字、成衣、造玉牒册刊竺板。至长史司署……往南有竹货漆店，三街六市，奇异菜蔬，密稠不断，饭店、皮蚱素面店、羊肉市、鸡鸭鹅，直至隅首。折向东有打银铺、缎店、估衣铺、羊肉乡糖。路北草三亭内有熟皮作房。草三亭俱回子居住，有礼拜寺。巷口往东有估衣店、南酒店各样美酒店。再东有估衣大缎店三座、轴丈铺、孝帽，倾销杂货。至小山货店南口折向北，揭裱书画页手卷。再北俱是字号店，京文纸、倾销合森字号，生熟药材。北头路东老庄家茶叶店，各品芽茶。往南接连不绝，俱是药铺、扇儿铺。路西张时天店，古连纸铺。对醋张家胡同西口是张应奉酒饭店，各色奇馔。又有倾番丝银铺、南北香料药材店、羊皮磁器店。往南有打金店、皮金铺。迤南通是生熟药铺。至南口复向东，路北有杂货、磁器，当店、纸马铺、各品名香五顶神马、奉神等物俱全，当店，南果海菜店。再东即是大店街。南口有铁货铺。祖神庙紧靠鼓楼，庙已拆毀。往南是马道街，定戥有名、皮匣大箱、冠带帽盒、文具簪匣、七寸枕箱等货，皆是重铜饰件、刷牙筧子、舌抿、眉掠、灌香精雅。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客来贩买不断。……又自鼓楼往西，路南有铁货、江米店，西羢货，至面店口。再西有薰鸡鹅鸭、豆腐、鸡子、纸店、书柬、毛边等货。此市有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等物，每日拥塞不断。各街酒馆坐客满堂，清唱取乐，二更方散。再西有轴丈、毡货、缎店、广福店、糖店、缎店、南酒店、清唱局、各色海菜、六安芽茶、余芳缎店、南酒店，诸样美酒、干菜、糖果、鲜鱼、鳅鳝团鱼鲜虾、螃蟹、细片粉、油子粉，直抵大隅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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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良栋：《镇关录》。

②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

③  《如梦录》。

以上材料大略的描绘明末开封城市繁华的面貌。那末，这个城市经济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和江南的苏州等城市相区別之点，在于它的繁荣是靠集中大量的封建地租而兴起的，而不是工商业发达的结果，甚至较之北宋时代反有所倒退，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城市。关于这点，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的思考。他说：“在这种制度之下，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人。”“亚洲城市的兴旺，或者说得更好些，亚洲城市的存在，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的关系。”①上面已经提过当嘉靖时，“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而禄米百九十二万”②。这大量禄米通过消费有很大部分是流到市场上来的，商人利用不等价的交换和贷放高利贷等，从贵族地主那边攫取一部份封建地租来喂肥自己。按照明王朝的规定，亲王、郡王等是有“城禁”的，不能自由出郭。并且“王府价物俱在本地，不许于远方之处及擅自差人贸易”③。是以明代亲王藩封之地，商业都很繁盛。如江西“南城建藩封，又多商价，百货丛集，故其俗独为侈靡”④。给商人们以一个活动的好地盘，这里的商人绝大部份是为地主服务的。我们从开封城市的手工作坊、庙铺和商品种类加以分析，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第一，开封城内经营金融、典当行业特别发达，其中，倾销银铺、打印银铺、钱桌、钱铺、当店等为  甚多。这和封建地租直接有关，就是周府每年夏秋两季有二十多万两的禄银需要换，“大倾销处专做上纳元宝，大小成锭”⑤。同时，外来客商也需要有这个服务行业，以便兑换。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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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国榷》卷63。林润奏文。

    ③  朱勤美：《玉国典礼》卷1，城禁。

    ④  乾隆《新城县志》卷7，崇尚。

    ⑤  《如梦录》。

城内的商铺和作坊，则专为满足王府贵族非生产品的消费。其引人注目的，则是伞铺特多，制造销金曲柄，绣伞、方伞俱曲柄，黄青蓝捉影雨缉闹龙伞等，为什么会出现有那么多的伞铺呢?原来专为亲王或郡王等制造出门仪仗之用。有糖铺，“乡糖铺所造十连、五连、三合桌各样糖果”①，那也是为“王府征纳”用的。有纱帽铺专做王侯、大小文武官员冠巾、金玉、犀角、玛瑙、乌角等带，并女冠等类②。有官帽铺制官帽、幞头之类③。有皂靴铺定做选材通衬文武官样朝靴④。且有官营作坊，专做各样巾帽。“结帽匠俱是工正所人专结牛马尾各样巾帽。周府时常发出破网巾一二十顶洗补、上定圈，及羊脂玉、碧玉、玛瑙、紫金等圈，其宝无比”⑤。此外，则是贵族地主的奢侈品，如“有梳子店三巷，每巷有三二十家，俱卖四川黄杨、福建荔枝、松根净齿精致梳栊”．⑥再则钟楼西“俱是京货绦儿匠制造印绶、儒绦、钩繐、裙绦、结挂。有过街牌坊一座，……卖灌香、刷牙、筧子、垂头、舌抿、耳勺、耳燃、帽靴鬃刷、皮箱、描金捲胎漆盒。路南卖首帕、黄黑雨伞、香铺合香、措香、俺答香、香袋、连笼、桌围等物”⑦。在开封城内香铺是很有名的，如“齐家香铺，各品沈檀素香，各香驰名”。“崇雅香铺，去麝加檀，其正素香”⑧。以及贵族妇女特定的消费品．如“绒丝铺、临清首帕店、银花、青丝、汗巾、帐子、围裙、胭脂、官粉等驴。另有一种“打银铺二三十家卖宝器珍珠翠花，打红铜各样器皿”⑨。“打银店专一打龙凤、花草、山水、瓮嵌累丝、乾贴真金，管化十成”⑩。再不然者，就是一些封建迷信品，“纸马铺出赁丧举绫旖、旗伞、魂亭、铭旌架、吹手、小吊、大马。油烛纸张铺、纸马铺各品名香、五顶神马、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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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如梦录》。

等物俱全。扎彩匠做显道神，其头模有五尺高，六尺围圆，王府出殡皆用此物”①。以宗教仪式嚇唬人民，用以表示贵族的神化。这些大小贵族官僚，食租衣税，无所事事，就是溺佛烧丹，“诸镇国将军溺佛烧丹，四方诸以佛烧丹来。率辄骗其金资”②广《如梦录》就记有丹客祁姓，专以烧炼为生。当时还有一个专做“销金法衣、道衣”的行业，以供应贵族们的需用。总之，开封城内虽极富庶繁华，这都是贵族地主及其侍从者把农民的剩余产品即地租用在非生产性的消费上。这和江南城市显然有所不同。在明代社会里虽在部份地区出现有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然绝大部份却是充满着腐朽、没落、荒淫、无耻的一面。固然，在开封城里全国商品的流通量是很频繁的，据载，官唐内官机乾布、建宁热水中长红黄夏布、吉阳夏布、四川黄杨、福：建荔枝、临清首帕铺、郑州、光州固始等处大米、六安芽茶等，那里的字号店和经纶、囤户，规模也不为少。在缎业中出现有一个余姓大家族，如余大缎店、余深缎店、余济缎店、余鸿缎唐等。由于商人只是从地主阶级分沾一部分的地租。他们的改治立场是站在封建贵族一边的，当李自成围城时，“有周王、郡王、商贾大姓之家．每月供送酒食，堆满城头。其乡约、典铺、沿门敛送绵衣棉詖给散官兵”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至于城内的一些手工作坊，也同样是为封建贵族服务的。如毡货作房、机房、染房等，并且在这些手工业者中还附有严重的封建徭役，“门东西贴萧墙居民多业熬盐，俱无租课。遇周府有丧葬事，供应执旛之役”。在这些手工业者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因素。由于这里的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斗争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包围下，往往中断、夭折，没有继续再发展下去。体现出亚洲城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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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开封府志》卷34，艺文，李梦阳：左仪宾迁葬墓志铭。

    ②  白愚：《汴围湿襟录》下。

③  《如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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