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商人队伍的壮大，为扩大市场，改善经营方法，商人们也努力加强商业组织的结构，商业组织较前更趋严密，其中，伙计制度值得注意。举沈思孝《晋录》的记载为例：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人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徽州亦同此俗：

新都(安)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动也①。

这种情况，在其他商人集团中也同样存在。如直隶乐亭商人，*挟资营运谓之财主，代人持筹谓之伙计”②山陕商人伪商业组织则有掌柜，伙计，掌柜有头掌、二掌、三掌等，“头掌理其全，余皆理其偏，或主看货，或主出门，或走口者不走川，走川者不走津，此其人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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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

    ②  光绪《乐亭县志》卷2，风俗。

交身工，清算时，赢则东二掌一，又作头掌十、次掌八、三掌六依分”①。此外还有铺伙，“有占门、走．街、走署、走乡、走县之不同者，多二十人，身工十五串。”②广一州商人还有专门会计人员，“数人珠算筹计”，其中一名为“主计”③。   徽州商人中，并有从大商人中推选出号称“贾人祭酒”的领袖．人物，以处理本帮旅外商人和客帮商人以及官府之间的种种纠纷与支涉。这实可说是近世各地客帮商会代理人的前身。

    为着适应商业的经营，明清两代的商业和商品教科书亦大量出现，前面所引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便是其中较著名的一种，其他如明代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代儋漪子的《士商要览》、陈其的《天下路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以及《路程要览》、《三台万用正宗》、《商贾要览》，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述着商业活动的种种方法、注意事项、经商训诫等具体的知识。如《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其细目知识达25条：“客商规鉴论，船户、脚夫、银色、煎销、秤锤、天平、斛米、谷米、大小麦、黄黑豆、杂粮食、芝麻菜子、田本、棉花、棉夏布、纱罗缎匹、竹木板枋、鞋履、酒曲、茶盐果品、商税、客途、占侯、讽世情、论抢客奸弊”。这些商业和商品教科书，无疑对人们从事商业活动起着指南的作用。再如其他与商业有关的会计知识、簿记制度、商用数字、算盘图式等等，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应用，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商业资本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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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宣统《武威县民情风俗册》。

    ②  宣统《武威县民情风俗册》。

③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20，货殖。

在从事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过程中，许多商人积累有一定的资本，虹明代晋商，“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①，徽商“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②当清佑康雍乾时，商人之“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③。其甚者，山西富商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广东行商亦有数千万两。上海的沙船商，如以一家拥有沙船四、五十号，每号八．九千两计，则一家亦当有三四千万两的财产。这种商人财富的集中，固然是经历一个极为残酷的掠夺过程，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有的和地主官僚关系十分密切，并为他们服务的。明清时代的山陕商人、徽州商人的资本的扩大和积累，都和国家财政的盐业、军需等有关。同时，明清时代的商人和商业活动，也大多与农村和乡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在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过程中，商业资本无疑起着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明清时代的海上贸易．中国封建社会的海外贸易，可谓由来已久。然在明代以前，则主要是以政府的朝贡式贸易为特征。但从明代起，这种局面发生了变比。固然，明代初期封建政府实行禁海政策，海上贸易受到阻碍。但在永乐，郑和下西洋之后，官私贸易逐渐开放，沿海各地的海商又逐渐兴盛起来。至16世纪初叶，因葡萄牙、西班牙人的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刺加与吕宋为根据地，逐渐的伸张势力于中国沿海，先到粤东，继至浙闽。由于福建地理环境的利匣，这班欧洲人的东来，颇刺激福建海商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地盘，从国内南北商品的交换扩大到把本国的土产输送于海外各地来换取海外的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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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王士性：《广志绎》山西。

    ②  谢肇瀏：《五杂俎》。

    ③  《清经世文编》卷11，钱维城：养民论。

异宝。而贸易的对手除落后的土人外，有欧洲人、日本人等。由于明代初年以后这些社会经济的变化，于是明代中叶——成化(1465—1505年)的沿海商人，他们已不和从前一样，受着贡舶贸易的支配，仅作被动的、消极的经济活动，而是积极的直接参加于海上贸易的活动以自由商人的姿态出现，并大大的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

成弘之际，豪门巨姓，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①。《闽书》亦云：

湖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易，因相剽杀②。

就中，他们的出外贸易，大抵“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③。“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④．故其地颇称繁盛。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员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山+卡]，而东连日本，西接琉球，南通佛郎、趁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⑤。可见当时海上贸易的发达。所以中国商人多麕集于吕宋、日本等地进行贸易，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华人商业区。

其地近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日涧内，其久贾以数万⑥。华人皆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曰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长子孙者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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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7。

   ②  何乔远：《闽书》文蒞。    、

   ③  《嘉靖东南平倭通略》。

   ④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5。

   ⑤  朱纨：《甓余杂集》，嘉靖27年6月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琉引福建按察司巡视柯乔议。   

   ⑥  何乔远：《闽书》王享记，吕宋。

   ⑦  张燮：《东西洋考》卷5。又据海沦石搪《谢氏家乘》卷9，涧内亦称墹头。

这涧内就是一种生丝市场。爪哇的下港也有同样的商业区。

华船将到，有酋来问……立华人四人为财副，番财富二人，各书讫，华人诸夷语者为通事，船各一人。其贸易，王置二涧，城外设立铺舍，凌晨，各上涧贸易，至午而罢。王日征其税，又有外毛番来下港者，起土库在大涧东；佛郎机起土库在大涧西，二俱哈板船，年年来往贸易，用银钱，为本夷则用铅钱①。

在日本则称大唐街，分布于筑前、博前、长畸诸港。

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迹姓名，实繁有徒，不可按核。其往来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载汉物以市于倭，而结萑苻出设泽中，一官兵不得过而问焉②。

私人海上贸易的发达，特别是白银货币的大量引进，无疑对于国内的商品流通和交换以及沿海各地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着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以上所述，说明了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在工农业生产、交换、贸易诸方面都到达一定的程度，从而冲击了封建的自然经济。是以从明代中叶起，各地人民的生业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浙江的《嘉靖太平县志》记云：

民业，……今志之可著，则有业于农者：或田而稼，或圃而蔬，或水而渔，或山而樵，或畲而种植，或操舟于河，或取灰于海，或为版筑，或为佣工，各食其力，而无或惰焉。业于工者：八都长屿石仓山有攻石之工，二十二都梅溪有攻木之工；又概县有竹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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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东西洋考》卷3。

    ②  《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天启5年(1625年)，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   

工、染工，有缝衣之工，有捆屦织席之工，率不甚精。远而业于商者：或商于广，或商于闽，或商苏杭，或商留都，嵊县以上载于舟，新昌以下率负担运于陆，由闽广来者间用海舶。近而业于贾者：或货食盐，率担负鬻于本县诸民家，近年始用船载鬻于天台、仙居，率至中津桥阅税云；或货米谷，毋敢越境；或货材木，率于黄岩西乡诸山，近年有至温州闽中者；或货海鱼者，率用海舶在附近海洋网取黄鱼为鲞，散鬻于各地，颇有羡利；又有以扈箔取者，皆杂鱼，厥利次之。货海错者，率在海涂负担鬻于县境诸民家。其次则屠酤，亦有利，按官法禁屠牛，即有牛合屠者，亦必告诸官归皮角筋骨云。惟屠豕自城市及乡村率有之，一豕之利常十之二。酤在宋元时有榷税，今免焉。大率用糯米五斗曲一斗造酒一坛，燔而熟之，越岁不败为老酒。用糯米二斗曲五升造酒一坛，随时食用为时酒。又有金酒，则以面为曲；绿豆酒，以豆为曲；菊花酒，以乾菊花为曲，其制率如老酒，而味加美。计其所得，糟截足以偿酒工及薪樵，而酒之利率十之四五云。又其次有货杂物，肆其居者比比不能尽著。此外又有业医、业巫、业星命、业卜筮、业僧道之流。乃若业儒而为士，不过数十家已耳。古者四民各专其业而世习．之，即无常业即为游惰疲民，载师闾师得以惩。我朝大诰天下，亦有互知下业之条。汉史臣作货殖志，谓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齐鲁千亩桑，渭川千亩竹，以及万家之城千亩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吾邑地狭土瘠，即不能干，然而种植亦各有宜，其近山地官种榛栗木绵，近海地宜种柑桔及桃。近溪地宜种松，人家旁隙地宜种桑，共墙下宜种椶，城市镇地宜种姜韭，以买者多，园圃宜种果瓜菘芥蓝。它可类推①。

山东的《嘉靖临朐县志》亦云：

临朐民勤耕农，务蚕织作纳绢，仙居民或拾山茧作纳。……家颇种棉花为布，西南乡以果树致饶益，多麦收者好造曲交易以为利。亦或养蜂收蜜。怀资者或辇其土之所有，走江南回易以生殖，或贩鱼盐。其西南山社无业者，或伐木烧炭，烧石作灰，陶土作器，负贩以给徭役。近社之贫者，大抵以菜为业，又或织苇若秫为席薄，或编荆为筐筥，以供衣食。阱师、酒户则鳞次子市，鲜不勤者。古称通工商之便，鱼盐之利，至于今为近之②。

不仅如此，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与经济的发达；还促使当时的社会习气产生一系列的转变。无论是从饮食、服饰、住房、用具，以至婚嫁丧葬、游乐社戏等时尚风俗，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③。值得注意的，这一时期有的地区社会上财富的积累亦起了变化，从传统的好殖田产

    ①  嘉靖《太平县志》卷3，食货志，民业。

    ②  嘉靖《临朐县志》，风土志。

    ③  关于明中叶以后各地社会时尚风俗的变化，在本书第二章已有所论列。这种变化是多方面，兹再引述一些记载。吴晗先生曾引崇祯《郓城县志》风俗志云正德、嘉靖以后，“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采鲜，合饗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许焉。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益衢巷，货杂水陆，淫巧姿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槌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以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又万历《上元县志》卷lO论曰：“甚哉习俗之移人也。闻之长者，弘正间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此如胡之弓，越之剑，夫人而能之也。嘉靖间始有一二稍营囊槖为子孙计者，人犹共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买田宅盛舆服金王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昼攫金何异!回视先辈之风，亦可以愧死矣。操行如此，他复安望乎?至若闾里之间。当时亦多君子之风，其后渐以浇漓浮薄。”嘉庆《宁国府志》卷9风俗引嘉靖《泾县旧志》云：“明初新离兵革，地广人稀、上田不过亩一分，人尚俭朴，丈夫力耕稼给徭役，衣不过土布，非达官不用紵丝，女勤纺织蚕桑，居室无大所，事高广惟式。成化弘治间，生养日久，轻役省费，民称滋殖。此后渐侈，田或亩十金，民居或曆倣品官第宅．男子衣文绣，女子服五彩，衣珠翠食金银务华靡，喜夸作好刚使气，有健讼告讦者．商贾亦远出他境，嫁娶奢靡，生女多不育，丧葬用佛事，至惑于风水暴露经年，或靡费以葬。而于亲垅岁时祭祀间多阙然．习髓时异而莫之知也。”

转到竞趋于工商，地处交通孔道的江南仪真县，早在嘉靖年间这种变化已经相当明显：

嘉靖《仪真志》云；……地充货集，商旅并凑，故其民操赢算者服贾；握筹者驵侩，土旷而殖货，罔事农业，故其腴田多归他邑巨室①。

明清之交浙江的衢州，亦有露出这一变化的端绪：

商无贫，士无富，此言读书之苦而约，不如服贾之逸而饶也。西安产殖无多，其为异地所需，可以转致而售者，不过橘、笋、鸟桖、竹木、楮、炭之属，合计通邑所值，岁不及二三万金。其他稻、秫、菽、麦以时多寡贏缩，不可以额计。故明时邑中商家屈拨不过数人，亦止于会城一岁三数往复已耳。至近时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往往致富。今之富人无不起家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微贵贱者矣(《旧志》)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