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增多，必然的会促进交换的发达。我们已知封建经济是需要交换的，无论是封建主或农民都需要交换。本来，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下，中国农村人口是单纯的，交换是简单的。如正德《颍州志》记载明代前中期的市集情况时云：“夷陵店(在东乡六十里铺，过客逆旅，土主客户杂处)，留陵店(在东乡六十里水站，土主客户杂处)，枣庄店(东乡六十里，田家交易主户多)，岳厢店(在北乡一百二十里，田家交易主户多)……。”①这里的交换，基本上是农家的以物易物。但到了明中叶以后，生产力的进步，初步具备着货币、运输、交通、道路等条件，因而这时的交换不仅有近距离的交换，且有远距离的交换。利用白银作为货币，始于唐宋时代，但真正成为主要的通货却是自明代开始的，并且在弘治以后逐步普及的②。是以明代银矿的开采极为发达。其主要者，有“福建龙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局四十二座，始于洪武末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余两。永乐间，开陕州商县凰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史往之。又开福建浦城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耻宣光镇金场局、葛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③。银矿的不断增开，固出于封建主的贪婪无厌，万历以后，且成矿祸，然亦足说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需要有更多通货作为交换手段和储藏手段。万历以后，吕宋银逐大量输入中国，成为人们的一个追求之物。有了繁盛的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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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正德《颍州志》卷2。    ’

    ②  参考拙稿：《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文约中的通货》，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③  《明史·食货志》。

有了货币，为着顺利进行交换还须具备有运输、交通、道路诸种条件。明承元后，水陆交通工具，较前尤备。有洋船，有漕舫。“元朝混一，以燕京为大都，南方运道苏州刘家港、海门黄连沙开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乐间因之，以风祷多险，后改漕运，平江伯陈某始造平底浅船。则今粮舡之制也”①。其洋船，则“凡海舟，元朝与国初运米者，曰遮洋浅船，次者曰钻风船(即海鳅乙所经道里止万里长滩、黑水洋、沙门岛等处，苦无大险；与出使琉球、日本暨商贾爪哇、笃泥等舶制度，工费不及十分之一”②。至于江河之内，则有杂舟，名称繁多，举其著者，有江汉课舡(运银用)、三吴浪舡、东浙西安舡、福建清流稍蓬舡、四川八橹等肛、黄河满蓬稍、广东黑楼舡、盐舡、黄河泰舡(俗名摆子舡)等③诸种。至于陆地交通，则有骡车，“凡骡车之制有四轮者，有双轮者……凡四轮大车，量可载五十石，骡马多者或十二挂或十挂，少亦八排。……此外，半车以载芻粮，最盛晋地，……又有北方独辕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其驾牛为轿车者，独盛中州。……其南方独轮推车，则一人之力是视，容载二石”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达，故在明清时代已出现有全国性的商路。明代隆万时人张瀚曾就其宦游所及，对当时各地商业都市的发达和商路的密布，有一个概括的叙述。举其要者，则京师重地，“四方财货骈集于五都之市，彼其车载肩负，列肆贸易者，匪仅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栋与珍玩盈箱，贵极崑玉琼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河南开封，“北下卫彰达京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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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9。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达于四方。……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皆周人也。”陕西关中地区，西安为会城，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山西则以太原、乎阳为中心，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西蜀．盆地，号称沃壤，“地饶姜栗蔬果丹砂铜锡竹木之器，东下荊楚，舟经三峡，而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袈南。”山东襟带山海，膏壤千里，济南其都会也，“西走赵魏，北输沧瀛，而川陆孔道，并会德州临清济宁之间。”大江以南，荊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于天下，“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沿大江东下为金陵，“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趋。”自金陵而下，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宣徽一带，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贾人几遍天下。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汉，“实为吴楚闽越之交，故南昌为都会。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福建、广东二省，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土沃人稠，地饶荔梃桔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沿海士民逐商舶之利，不务本业。至于云贵甘凉以及宣大永平等边塞地区，亦自明中叶以后，往往“商贾多出其途”，“商贾万里来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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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4。

以上的记述，只是封建士大夫的观察，而徽商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①，则更具体的反映明清时代的全国商路情况。它详细地记载着全国各地的交通要道和山水里程以及各地的特产风情，如该书卷5记南京由漕河至北京的路程云：

仪真闸通上江运船五霸过，客货须临大江，昼夜无盗，盐商时聚，地无所产，楠木商人聚于对江。自本县至淮安，皆平水。邵伯之北，湖荡多人家少，西高而东平，水大之年再怕西北风，巨浪能倒塘岸，船不能过，贼有盐徒，晚不可行，船户不良宜慎。自扬州以北，风景与江南大別矣。淮安五霸过客货，闸通运船，凡写黄河大船进京，必须访实，或有欠债揽此长载中途脱逃，客顾人夫而去，此常有者。黄河不可久延，四五月有河走之防。徐州入闸河，汶水泉出，莱芜宁阳二县至南旺，南北两分，旧闸河自留城至南阳，北高而南低，水易泄，闸常闭，所以客船难去，一闸曾有坐一月者，且让运船自开新河，南高而北低，泉虽少而难泄，闸不常闭，各船皆快无阻迟之苦矣。扬州之北，食品贱而不佳。临清州出卫河，直抵直沽，泊船虽择地方，天津卫上水至通州，走沙水浅，夜宜谨慎。一水两分，南惟湘源，北独汶水。自淮安以北冬归宜速，守冻最难。

记淮安府由北河至陕西潼关的水陆路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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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一统路程图记》，共可8卷，明隆庆四年刊。作者黄汴在其《序言》中云；“余家徽郡……，(黄)汴弱冠，随父兄自洪都至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溯淮扬，薄戾燕都。是年河水澈底，乃就陆行，自兖至徐，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歧路者多也。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高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复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分为八卷。”

淮安由徐州至汴城为北河，即黄河，走塞不方。今至黄家楼起车，陆路四百里，至河南府，又二百六十里，至三门集津，又五十里至陕州。船止于集津，三门在集津之西，神门鬼门人门，以缓急而名也。三门广仅二十丈，水声如雷，门之东百五十步，河中孤石如柱，即砥柱，禹凿为三以疏黄河水也：汉时运船由此入关，石上缆痕尚存，今不能上矣。车至陕州，或换小船，一百七十里至于潼关。黄河在陕以限夷狄，至于河南徐沛走塞不可测，嘉靖四十四年河走自徐州茶城而出本处一百八十里至曹县，至于韩家道口仍旧道而去。北直隶各府辽蓟边客货皆由漕河而去，止于临清河西务张家湾起陆，通州之北须有水之名，舟楫不通。陕西、河南二省，大同、宁夏等边，苏杭客货，皆由南北二河而上至汴城王家楼或孙家湾起车至陕西者，或自南京大江至汉口，换船由襄阳府浙川尽入武关至西安等府。

卷7记述二大江上水由洞庭湖东路至云贵的商路云：

南京上新河有聚无产，风怕西北，不可久泊，有货当入港，草鞋夹中，虽谨慎无风浪之防，夜偷摸粗细货皆要日调．包。闻贱休买盐船泊此候掣，柴炭至此抽分，木商至此再抽分。芜湖泊船虽入港，江口怕风，此港深急，行步宜慎。门摊不税。江通巴蜀云贵湖广江西两广，南北商人交易于此，有聚无产。牙行诚实利心轻。长江交易，仪真盐行大，而有时芜湖上新河瓜洲乡而不绝。木客芜湖抽分，瓜洲小闸通江水不通船，霸过下江，运船南北，客货牙行诚实。南渡镇江，水面十里，中有金山，合浪风大，人多必不可过。

再如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的商路：

浙江杭州府至镇江，平水随风遂流，古称平江，船户良善，河岸若街，牵船可穿鞋襪，船皆楠柏，裝油米不用铺仓。缓则用游山船，漫漫游去；急则夜船可行百里，秋无剥浅之劳，冬无步水之涉，是处可宿，昼夜无风盗之患。惟盤门王龙桥入测王江泾大船坊唐棲，小河多凶，年有盗艐船，无虑早晚勿行。苏州聚货段匹外，难以尽述。凡人一身诸行日用物件从其所欲，皆有水，多诸港，有船二文能搭廿里程，一人可代十人。劳御史朱定昌瑞州府人，嘉靖七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苏松常镇四府皆然，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

到了清代，各地商路更有所发展，东北延伸至黑龙江流域，正北延伸到中俄边境，正西延伸到从蒙古科布多经塔城、伊犁、疏勒以至喀什米尔一带，而西藏、云南、广西各边境省份也都有许多通往内地的商品流通路线。

从明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商路发达的情景，可以看出明清时代的国内商业是很繁荣的。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城乡各地的集镇城市，有如雨后春笋，到处成长。其中，江南城市发展最快，且大多数是在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发展起来的。从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史料看，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以上者。其在长江三角洲方面，千方以上较著名的，常熟有支塘市、沙头市、福山镇、梅李镇，吴江有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黄溪市，盛泽镇规模尤大，达万余家。嘉兴府的濮院镇、新城镇，亦“今可万家”，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①。湖州归安的双休、菱湖、琏市，乌程的乌镇、南浔，亦系如此：“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②。北方地区，这种乡镇市场，亦成为人民生活中所不可缺的东西，如山东德州：“明洪武初，州治在河西。永乐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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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万历《秀水县志》卷1。

    ②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2，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寇事宜书。

移州治于卫城，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①。至戍化、正德间，集市之设日多，遍及于乡村。內乡“西峡口，原不开集。知县沃帧以其离县驾远，商民贸易不便，亦命就彼每月一五日开集，顺民情也。半川里，先亦不开集，成化甲辰……听居民李谦吾等所告，亦令就彼每月二七日开集生理，亦从民便也。”②再如明代万历莱州地区，“掖县：城集十、乡集九、神集二。平度州：城集十、乡集三十有一、神集一。昌邑：城集五、乡集二十八、神集一。潍县：城集十有七、乡集十有五。胶州：城集五、乡集十有二。高密县；城集六、乡集十有二。即墨：城集五、乡集十有三”③。其在广大的内陆，市镇的发展，亦很醒目。如河南省，偃师有“坊廓集在城四街，每月六集。缑氏集在县外缑氏保，每月六集；大口集在缑山保，每月六集；府店集在仙君保，每月六集”。④安邱又有山市：“山市一日三山，在县南二十里，每岁二市，市各五日，自三月朔、五月朔起。”⑤又如山西太谷县的庙会，“村民于里庙祀神演剧，四乡商贾以百货至，交易杂沓，终日而罢者为小会，赁房列肆裘绮珍玩经句匝月而市者为大会，城乡岁会凡五十五。”⑥河北任丘的庙会，“每岁四月庙会，诸货鳞集，祈福报赛者，接踵摩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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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乾隆《德州志》卷4，疆域志，市镇。   

    ②  《内江县志》卷2，食贷略，市集。   

    ③  万历《莱州府志》卷5，市集。

    ④  弘治《偃师县志》卷1。

    ⑤  万历《安邱县志》卷5，建置考，街市。

    ⑥  咸丰《太谷县志》卷3，风俗。

⑦  乾隆《任邱县志》，卷3，建置，扁鹊祠。

当时星罗棋布于全国内地的市场墟集，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的米谷初级市场①。随着交换的发达，许多较著名的镇市亦应时而出现，如湖北汉阳县的刘家隔镇：

刘家隔镇在汉川县治之北，……四方商贾辐辏，烟火连井，舟楫连津，徙附之民，视昔加众，气象钜丽，顾踰于县②。

江西則有樟树镇：

樟树镇在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③。

湖南的洪江：

当是之时，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洪白之膏油材木之坚美，乘流东下达洞庭绝长江而济吴越，连檣大編衔尾溯波而上，坏货骈辏，率依花布为大宗，南通桂林，西趣滇黔，利市三倍，居市者长子孙，百工技术之流，襁至而辐辏，地褊人众，至辟山煙谷连屋崇楼，栉比而居之，无游手，无闲民，俗尚俭嗇而习事，固俨然西南一都会也。客籍流寓者咸立会馆，……它如两粤之煮糖，滇蜀之土药。率由转毂，相贸易无，富商大贾自至者，此其大较也④。

清代汉口则尤称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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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关于内地的农民米谷初级市场，兹引清代湖南省的情景为例。乾隆《芷江县志》卷l市镇：“公平市，……．烟户集焉，食用之需至此可以斗粟易之。……兴隆市，……井庐聚落，杂货罗市，附近乡村所产米栗，亦集于此，贾船泊水次贩运。”乾隆《黔阳县志》卷9 云：“托口市，……附近乡村并邻境肩运米粟者，亦就水次粜焉，旧与买客面议价交易，近时始有米牙。”乾隆《淑浦县志》卷7：“溆浦稻田仅足供一邑之食，居民人市率以粟易器。”同治《长沙县志》卷16：“长沙民朴安土重迁，需者日用之常资惟米谷充积，业商贩则碓户米商而已．又地不宜泊舟，秋冬之后，准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

  ②  嘉靖：《汉阳县志》卷3，创置志。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4。

  ④  《洪江育婴小识》卷l。

如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摇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郏粤西湖南处处可通，本省湖汉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是以朝籴夕炊，无致生困。然而乾隆七年，水泛大歉，积雪连朝，遂亦甚惫。……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①。

尤可注意的，是这无饺个城乡市镇中，还出现有不少专业性的市场，如江南盛泽镇，以丝织业著称，“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②。松江一带的市镇，则多棉纺业布行，“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悉从之”，“商贾凑聚，贸易花市，京省标客往来不绝。”③嘉定县，“布商盛于南翔，花商盛于罗店，至新泾镇凉鞋、安亭、黄渡镇蓝靛，亦为高贾所集。”④再如浙江崇德石门镇，因榨油业和蚕丝业的发达。成为拥有数千家的巨镇。江西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⑤东乡县，“多蓝靛，比户种插，八月中旬，县城墟期，市靛名常至千人。”⑥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亦闻名天下，所谓“佛山之冶遍天下”。⑦在北方地区，这种不同专业的集市也颇为发达，如明代山东济宁，“有布市、棉花市、牛市、驴市、菜市、柴市、杂粮市、鸡市、篦子市”⑧等。齐河县的布市，“民皆抱布以期准集于市，月凡五六焉，交易而退，谓之布市，货通关东，终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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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l。

    ③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崇祯《松江府志》卷3镇市。

    ④  乾隆《嘉定县志》卷12，风俗。

    ⑤  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

    ⑥  同治《东乡县志》卷8，土产。

    ⑦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

⑧  道光《济宁州志》风俗引旧市。

以数十万计，民生衣食之源，商贾辐辏之势在焉。”①清平县的棉花市，“木棉向来新集最盛，近来王家集、康家集、岂山等处，亦多买卖，四方商贾云集，每日交易数以千金计。”②河南正阳县的布市，“惟陡沟店布独盛”，“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上市，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③河北束鹿县的布市，规模亦盛，“一名廉官店，称邑巨镇，绵亘五六集，货广人稠，坐贾行商往来如织，虽居偏壤不减通都云。和睦井集，一六日，坐城正北，赵省通衢，人烟辐辏，百物杂陈，而布市排积如山，商贾尤为云集，称巨镇云。”④这些市镇的经济活动，有的已超出地区性的限制，而和全国各大都市发生了联系。除此之外，还应看到当时专为少数民族进行交换而成立的马市与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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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齐河县志》续志，布市记。

②  宣统《增辑清平县志》卷5，食货。

③  嘉庆《正阳县志》卷九，物产。

④  嘉庆《束鹿县志》，物产。

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于城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大同马市始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通译语，禁令兵器铜铁。帝从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市马。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辄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总兵仇鸾言，诏于宣府、大同开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理之。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谏，不从。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则寇宣府，宣府市则寇大同，币未出境，警报随至。帝始悔之，召道还。然诸部嗜马市利，未敢公吉大举，而边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明年，罢大同马市。宣府犹未绝，抄掠不已，乃并绝之。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于是封贡互市之议起，而宣、大互市复开，边境稍静，然抚赏甚厚。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二十六年，从巡抚张思忠奏，罢之。遂并罢马市。其从总兵李成梁力请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亦疏于朝。三十九年，复开马、木二市从以为常①。

从马木两市的不断兴罢，说明那时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相互依存，其作为马市中心之一的宣府，它的繁华富庶几与内地市镇相等，所以，这时茶马贸易已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固然明清时代各地大小类型的城镇会集的迅速发展，基本上还是为封建地主服务的，然而通过这些大小市场，无疑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万历年间的《铅书》，曾记载江西省偏僻山区铅山的商品市场，其中货物却都是“自四方来者”，举其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的生布，崇安的闽笋，福州的黑白砂糖，建宁的扇，漳海的龙眼荔枝；广东的锡、红铜以及漆器、铁器等。西北则广信的菜油，浙江的湖丝、绫绸；鄱阳的干鱼、纸钱灰；湖广的沙湖鱼等  甚至有来自海外的胡椒、苏木。至于明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布匹，品种更为多样：“湖广之罗田布、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瓜州青工正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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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食货志》。

布、松江大梭布、中小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胸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竞、小刷竞、蒿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绒、纱罗、各色纱布、杬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福绢”等等。明代王世懋在《闽部疏》中记载福建外运的商品，亦畅销于海内外，如泉州之兰，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漳、泉之蔗糖，顺昌之竹纸，等等，“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这表明商品的长距离贩运已经相当活跃。我们再举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为例。棉布是明清两代的主要商品之一，直隶正定府属各县均盛产商品布，由山西商人销往陕西、甘肃，“郡近秦陇，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纺织，晋贾集焉，故布有甫脱机即并市去。”①湖北汉阳布，“四方来贩者，辄盈千累万”，“远者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②汉川县的棉布，“近而襄樊、楚南，远而秦、晋、滇、黔。”③江西清江县的棉布，“衣被楚、黔、闽、粤。”④贵州遵义县的棉布，“贾人西走蜀之重庆、泸、叙，南走威宁、平远，极于金川。”⑤再如江苏金陵的绸缎，“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趋淮泗，道汝洛。”⑥四川秀山县的桐油，“载销湘汉淮涕之间，而汉口其都会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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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乾隆《正定府志》卷12，物产。

    ②  乾隆《汉阳府志》卷28。

    ③  同治《汉川县志》卷6，疆域志。

    ④  同治《清江县志》卷2，镇市。  

    ⑤  道光《遵义府志》卷17，物产。

    ⑥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7，食货志。

次常德、次湘潭新堤”①。湖南邵阳的铁和铁器，“多由县城水运汉口，钢条多由永丰测水运往省城，铁锅薄厚二种多由新宁旧彝水运往广西，铁钓或由水运，或由陆挑，分销邻府邻省者尤众。”②施南府的苧蔴、药材等“载闽、粤各路。”③福建将乐县的书纸，“多运江右、湖广间货之”④，顺昌的连扛纸、毛边纸，“行至京都”⑤。江西赣县的茶油、桐油“每岁贾人贩至他省”⑥，宜春的漆“贾人以达四方。”⑦乐平县“石炭、石灰、青靛、甘蔗、烧酒等物，往来吴楚市场。”⑧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清两代商品流通和交换的频繁，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包括一大部分农家副业的产品，都投入了市场。

于是在为解决广大市场需求与小的分散销售之间的矛盾，全国各地商人十分活跃，出现了专业性的商人，并形成了一批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其著者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粵海商、江西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以及地方性的武安商人、龙游商人、束鹿商人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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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光绪《秀山县志》卷12，货殖志。

    ②  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卷4，商务。

    ③  同治《施南府志》卷lO，风俗。

    ④  乾隆《将乐县志》卷5，土产。

    ⑤  道光《顺昌县志》卷3，物产。

    ⑥  同治《赣县志》卷9，物产。

    ⑦  同治《袁州府志》卷]、2，物产。

    ⑧  同治《乐平县志》卷l，风俗。

⑨  关于河北束鹿商人，康熙《束鹿县志》卷8风俗志云：“人满之区，改干谋利贸易，每出万里外。”嘉庆《束鹿县志》卷9风土志云：“经商也，或贸易于本土，或营运于远方，何地无之，而束邑为最。县城西北辛集镇，为天下商贾云集之地，故土人雅善持筹。况既为百物之所从，则彼此之懋迁，尤为易事，是亦谋利于市之大验也，附近村氓多籍以资升斗云．”光绪《束鹿县志》卷8实业志云：“商九千二百四十一人，多贸易京津间，张家口、归化城、盛京、汉口亦甚夥。”

山东黄县商人⑩等等。甚至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山区，士民经商的风气也甚为流行，举福建西部山区的连城县为例，《连城县志》风俗志载道：

    (连城)闽中僻邑，……富者仅足于供输，贫者不免子饥冻，……而财货甚少，各务生理，而商贾为多。土不宜桑，女职纺织，田不宜麦，农种稻秔，豪右好争而少让，乡落习武而少文，土瘠民贫，男耕女织，户多贾贩，利尽锱铢。行货商，居货贾，熙来攘往，天下胥然。连之民岂能株守一隅哉?比年生计，虽逊从前，然纸贩木商、浮梁买茶者，亦犹足游武夷、入百粤，而赣旅尤多，至出矿熔银，技能独擅，足迹所经，殆亦半天下焉。连邑六里，典居其四，出入协一，最为便民，然财之所聚，亦怨之府也⑾。

象连城这样纷纷以商为业的现象，在闽浙赣山区僻邑中屡屡可见，如将乐县，“乡有苎布之利，喜于为商，或流侈靡而无实。”⑿永定，“僻壤也，……民田耕作之外，辄工贾。”⒀金溪，“民务耕作，故地无遗利，土狭民稠，为商贾者三之一”⒁。南城，“附部县也，近抚信次水而多商”⒂。安福，“乡村土瘠民隘，乐经商”，“商贾负贩遍天下”⒃。万安，“惟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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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  关于山东黄县商人，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云：“其商于外者，辽东为多，京都次之。地距辽东数千里，风帆顺利，数日可至，倏来倏往，如履平地，常获厚利，大贾則自造舟贩鬻，获利尤厚。于是人相艳视，趋鹜日众焉。总黄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语曰本富为上，末富次之，本富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命曰素封也。黄县地寡人众，惜地如金，沃土一亩价值五六十缗(此指官亩而言，县俗以三亩为一亩，谓之大亩，则倍两倍矣)，家雅有力莫不思殖恒产，虽有豪强无由兼并。……然则黄多逐末之民，亦势使然哉。”

    ⑾．《连城县志》卷17l，风俗，引童荣南风俗志。

    ⑿  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

    ⒀  同上。

    ⒁⒂  《西江志》卷16，风俗。   

    ⒃  同治《安福县志》，舆地，风俗。

走蜀，由小买卖而致大开張，去家日久多于彼处娶妻生子，资田入籍。”①东乡，“牵牛者遍走通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焉。”②再如江西南昌，“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北贾汝宛徐邳汾鄂，东贾韶西夏夔巫，西南贾滇僰黔沔，南贾苍梧桂林梧州，为盐麦竹箭鲍木旃罽皮革所输会。故南昌之民客于武汉而长子孙者十室居九。”③在北方以及其他内地地区，这种情况亦甚普遍。如山东之民，“不贱商贾”，潍县“则民务农贾”；临邑“地无遗利，人惯贸易”；安邱“富人则商贾为利。”④莱阳县，“资之饶者，置货于京师、金陵、苏杭、淮扬”⑤。河南偃师“为农商者，重耕货”；郏县“民务耕商”；睢宁“庙湾民庶，食货得流，后多富者。”⑥山西太谷县，“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⑦曲沃县，“土狭人稠，每挟赀走四方，……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而走四方者踵相接焉。”⑧临晋县，“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⑨。湖南永顺商人“上至川陕，下至鄂、浙、闽、广”⑩；祁阳县商人，“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⑾。湖北荆州商人“上而滇黔，下而吴越”⑿。这些报道，足见当时商业发达对于人们生业的影响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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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同治《万安县志》卷1，方舆，风俗。

    ②  同治《东乡县志》卷8，风土。

    ③  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

    ④⑥  参见拙稿：《明代经济史上的山东与河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

    第3期。 

    ⑤  康熙《莱阳县志》卷3，民业。

⑦  咸丰《太谷县志》卷3，风俗。

    ⑧  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⑨  民国《临晋县志》卷4，生业。

    ⑩  民国《永顺县志》卷6，风俗．

    ⑾  同治《祁阳县志》卷22，风俗。

⑿  光绪《荆州府忐》卷6，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