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第３版。
2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序言》：“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１８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１—２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3  详见史建云（《大分流》译者）：《〈大分流〉带来的启示》（http://www.guoxue.com/jjyj/trgj/dfl.htm）
4  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在２００１年年１２月７日“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的发言，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国经济史论坛会议记录》（http://www.guoxue.com/jjyj/trgj/hyjl.htm）
5  （明）张瀚著：《松窗梦语》卷之四，８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6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基本发展概述》，见傅衣凌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１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7  详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刘石吉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３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8  比如《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对嘉靖时期苏州一带纺织业的发达的描写，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9  《大诰·庆节和买第七十六》，《全明文》第一册６６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10  详见（明末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卷九“宦官”条，７５８—７５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影印道光十四年刻本；其中引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对永乐以后此种风气的描述是：“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
11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孔友谅传》，第十五册４４４３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12  《明通鉴》卷三十一，第三册１２１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13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第七册１９９０—１９９２页。
14  对于皇权制度之下（尤其是在明代），包括商户在内的一切国民的这种半奴役性身份制度，著名史学家王毓铨先生有一系列清晰的说明，他的结论是：“（国民）人身和其他编户的人身一样是属于皇帝的。……皇帝可以役其人身，税其人身、迁移其人身，固着其人身。止要他身隶名籍，他就得为皇帝而生活而生产而供应劳役；而不著籍又是违背帝王大法的。……在古代中国的编户齐民中，自由和独立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可能连这两个概念也没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人的权利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它不存在。”（《莱芜集》３７７—３７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15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张问达传》：“故事，令商人办内府器物，佥名以进，谓之‘佥商’。而诸高赀者率贿近幸求免。”（第二十一册６２６０页）
16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傅瀚传》：“瀚条上军民所不便者，请躬行节减以先天下。光禄寺逋行户物价至四万馀两。瀚言由供亿之滥……”（第十六册４８８２页）
17  弘治四年（１４９１年）朱祐樘下旨称：“奸顽之徒，称是‘报头’等项名色，在街强赊，诈弊害人。”（《（嘉靖）问刑条例》，引自明·雷梦麟《读律琐言》卷第十二，２１６页，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18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第七册１９９５页。
19  《明史》卷二百一《李充嗣传》，第十七册５３０８页。
20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９８—９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21  崇祯七年《常熟县用禁诈索油麻杂货铺行碑》，见苏州历史博物馆、 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十目“杂货百货业”，１９４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22  （明）王世贞著：《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七《中官考·八》，４３００页，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影印明万历刻本。
23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第七册１９９３页。
24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三，５４２４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5  《明史》卷二百八《齐之鸾传》，第十八册５４８９页。
26  （明）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宝和等店”条，６５页，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27  《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魏忠贤传》：“（熹宗即位后）忠贤、客氏并有宠，……忠贤寻自惜薪司迁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第二十六册７８１７页）
28  （明）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宝和等店”条，６５—６６页。
29  《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五》，第十二册３６４８页。
30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第七册１９７９页；《明史》卷二百二十《赵世卿传》对此记述是：“福王新出府第，设崇文税店，争民利。”（第十九册５８０６页）
31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吕坤传》，第十九册５９３９页。
32  《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五》，第十二册３６５０页。
33  详见黎邦正：《试评明代叶淇的盐法改革》，《盐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１１—１７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１９９０年第３期１４—２０页转载；又，王雄《明朝的盐法开中制度》中对明代中后期盐法窳坏的种种方式，例如官员非法包揽开中盐引、奸商勾结权贵而凌驾于户部之上攫取贩盐之利等等，也有详细介绍，详见：《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十一辑，２４２—２４８页。
34  《明通鉴》卷三十五宪宗成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５年）记：“以万通家人徐达为指挥佥事，予世袭。（万）通少业贾，以万贵妃弟骤贵，贪黩骄横。刑科给事中马中锡再疏劾之，再被杖，后遂无敢言者。日命家人牟利四方。（徐）达以善居奇为通所喜，因得官百户。通殁，上眷通不已，庶子方二岁，养子方四岁，俱授官，而达亦以此擢四品秩，并传袭不替。达尝奏请两淮盐引三万，时上已渐恶乞盐之扰，犹命立予之，其荷恩宠如此。”（第三册１３４６页）
35  《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第七册１９３９页。
36  （明）梁储：《请罢中官奏讨盐引疏》，《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四，７８７—７８８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37  《明史》卷三百《外戚传》：“弘治中，外戚经营私利，（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滽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今）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诏，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贾，都城内外，所在有之”，并恳请皇帝下令“（勋戚之家）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扰商贾、夺民利者，听巡城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第二十五册７６７２页）
38  （明）何良俊著：《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１３４页。
39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著：《读史札记》３４页，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
40  吴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吴晗著：《灯下集》１０２页，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
41  （明末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卷十三“贵廉”条。
42  《明史》卷一百六十四《华敏传》，第十五册４４４９—４４５０页。
43  《明史》卷一百三十《郭勋传》，第十三册３８２３页。
44  《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一》：“开元十八年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１９８６年版）
45  《明史》卷三百七《佞幸·纪纲传》，第二十六册７８７６—７８７７页。
46  《明通鉴》卷五十九世宗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年）：“（湖广道试御史陈其学）以盐法劾（陆）炳与京山侯崔元加抽（盐税）病民，且受奸商徐二请托。”（第五册２２４１页）
47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基本发展概述》，见傅衣凌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３４—３５页。
48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基本发展概述》，见傅衣凌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４０页。
49  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８０—８１页。
50  《金瓶梅》第六十九回《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版《李渔全集》）
51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小说的这些描写其实有着真实的背景，比如明英宗后期，开云南、福建、浙江银锡。“中官市云南珍宝”、“采珠广东”（《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第一册１５５、１５６页）；宣德时，况钟为苏州郡守，“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明史》卷一百六十一《况钟传》，第十四册４３８０页）
52  （明）文徵明：《先叔父中宪大夫督察院右都御史文公行状》，《文徵明集》卷第二十六，６３５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53  （明）王阳明：《议南赣商税疏》：“……过往客商，或假称权要而挟放，或买求官吏而带过，及被店牙通同客商，买求书算，以多作少，以有作无，奸弊百端！”（《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部丛刊本）
54  《金瓶梅》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
55  《金瓶梅》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思官哥》。
56  详见：《金瓶梅》第三十回《蔡太师擅恩锡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57  详见拙文：《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社会学研究》（北京）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５期连载；《再论明代流氓文化与专制政体的关系》，《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58  比如汉武帝以“算缗钱”制向商人苛征赋税，于是“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１１６７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59  详见左步青：《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北京）１９８６年第１期；明清经济史专家秦佩珩先生在《清代晋商之盐商和票号再探讨》一文中，也将“盐商已参与了皇商的队伍——特权商人”作为此时商业的突出特点：“众所周知，清代内务府皇商，在官商中占有突出地位。他们和封建王朝在经济、政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顺治、康熙、雍正时期，著名的皇商如范永斗、靳良玉、王登库、梁嘉宾等，其所经营业务范围都极为广泛。仅以范家为例，以往经营盐业为主，是河东、长芦两处的主要盐商，持有长芦盐引十万零七百一十八道，但又是最大的铜商。此外，又按官府指派以皇商身份经营木材、人参、马匹生意。范家和其他皇商一样，还参与对外贸易事务。……有些盐商，神通广大，康、雍、乾三朝，参与了政治斗争，如输送军粮到平定准噶尔叛乱前线，为清统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１９９０年第３期３４页）
60  〔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二十二章《近代社会的开端》：“１５世纪的商业活动，很少像以前那样通过个体商人进行，而是通过大型贸易联合公司饯行，例如像德意志的汉萨同盟和英格兰商人探险者公司（特许公司）这样的联合股份公司。这些大联合体有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和影响。”（６７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
61  详见我的长篇论文：《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兼论中西税制的法理差异对各自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学术界》（安徽）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62  （明）方万山：《乞恤民通商疏》，朱吾弼等辑：《皇明留台奏议》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七十五册２页，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影印明万历刻本。
63  （清）钱大昕：《大学论·下》，钱大昕著：《潜研堂文集》卷第二，四部丛刊本。
64  《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一·汪直传》，第二十六册７７８１页。
65  《明史》卷三百七《佞幸传·陆炳传》，第二十六册７８９４页
66  《明史》卷二百十六《刘应秋传》：“御史黄卷索珠商徐性善赇，不尽应，上章籍没之。”（第十九册５７１０页）
67  《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吴宗尧传》：“中官陈增以开矿至，……诬富民盗矿，三日捕系五百人。”（第二十册６１７７页）
68  （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卷六“陈增之死”条：“守训乃讦（吴）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俸家，上如所奏严追。宗尧，徽人，与朝俸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为宗尧寄赃之家，必重赂始释。”（１７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69  《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第二十六册７８０６页。
70  （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卷六“陈增之死”条，１７５页。
71  《明史》卷三百五《陈奉传》，第二十六册７８０８页。
72  《明史》卷三百五《陈奉传》，第二十六册７８０６—７８０８页。
73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第七册１９７２页。
74  （明）朱赓：《论辽东税监高淮揭》，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六，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２８册６３７页，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75  《明史》卷三百十五《宦官·二·陈增传》，第二十六册７８０６页。
76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王士昌传》，第十九册５８７８页。
77  （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卷六“陈增之死”条；１７５页。
78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吕宋传》：“今广东李凤至污妇女六十六人，私运财贿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杠。”（第二十八册８３７１页）
79  详见：《明史》卷二百三十七，第二十册６１８０页。
80  同上。
81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第七册１９７３页。
82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顾准文集》３１８页，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83  详见拙文：《“王法”“官法”与宪政法理的根本分野》，《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２００２年第７期；《明代中后期法律文化的逆现代性》，《明史论丛》（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２辑；《为什么宪政对公民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兼论罗马法以来公民社会法权形态与中国皇权社会“蚁民”法权形态的迥异》，《开放时代》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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