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上层人物的奢侈品所用的人力、物力转用于生产民生必需品，就不难使一国财富加倍，就不难满足普通百姓的消费需求。显然，墨子不是让普通百姓省去“口中食”，而是要国君、大夫等整个统治集团减少鼎中甘肥、盘中珍馐，是要限制、减损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以增加人民所消费的生产必需品，维护下层人民的长远消费，改善普遍百姓尤其是小生产者的生活状况，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　　　　　　　　　　　　　

　　“节俭则倡，淫佚则亡”（２６），墨子把节用看作是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反复警告统治者，如果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诸方面“不节”，让“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２７）的消费状况继续向两极分化，那么，他们将如杰、纣国破身亡，自食恶果。　　

　四、揭露“三患”使百姓没有起码的消费保证　　

　　墨子的理论不会为统治者所接受，不会改变统治者的治政、行事、生活：

　　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徒役，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殚）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２８）。用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的储备置办车马、衣裘和稀奇之物；拿　役卒和奴隶的血汗、生命去建造宫室和游观之所。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修造坟墓。民力用尽，民财耗竭，使得百姓没有起码的消费保证：“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真“民之巨患也”（２９）。为此，墨子大声疾呼，“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３０）。　　　　　　　　　　　　　　　　　　

　　为了解决“三患”，墨子主张：其一，“以尚贤使能为政”，实行贤人政治，使贤者治国为官，则“国家治而刑法正”，“官府实而财不散”（３１），“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３２）。其二，统治者应节约费用，减少浪费；短丧薄葬，停止乐舞；遇有灾荒，当削减官俸，精简国家机构，加强社会救济。这样，则可“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３３），保证社会多数人的起码消费，保证普通百姓的生存。其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按照尽其能、平均互补的模式进行消费：“有利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认为，此说得行，“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社会安定，百姓乐业（３４）。　

　　墨子的“三患论”，反映了战国时期广大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墨子深味时艰、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以及关心人民疾苦、以拯救百姓、兼利众生为己任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而应时之急

　　墨子主张，一个国家应加强消费品的积累，即有“国备”，作到有备无患。这是因为：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哉？然而无冻馁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只有义不能征无义……（３５）自然灾害、战争动乱，“此无世而不常有之”（３６），因此，要“备粟”、“备兵”。上世圣王也并非无水旱之灾，永是丰年，却“无冻饿之民”，是因为他们务耕种，而自奉俭朴，有剩余积累；禹、汤遭受特大水旱灾害，却“民不冻饿”，是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有充足的储备。

　　有备无患，无备则亡。墨子以历史事实印证也这个论点：杰、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灭亡于百里之君”，只是因为他们“有富贵而不为备”。结论是：“备者，国之重也”，“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３７）。消费品的积累，各项物资的储备，是治国要务。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积累、储备，一旦有战乱或灾荒，国将不国，家将不堪。　　　　　　

　　　六、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是较为进步的，然而统治阶段并不欣赏。《墨子•贵义》篇载：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献书，惠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不用，使穆贺以老辞。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贼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楚惠王只称赞墨子书为“良书”，却不采用，只是出于礼貌，派穆贺婉言辞谢，这说明墨子的主张不合于统治者的需要，不大受统治者的欢迎。

　　首先，统治阶级不愿放弃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不会主动降低其消费标准：“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以为锦绣文彩靡曼之衣”，“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饰车以文彩，饰舟以刻镂”，（３８），等等。统治阶级不但“口欲穷刍豢之味”，而且“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３９）：“造为乐器”，“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撞巨钏，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于戚”（４０），穷奢极欲、醉生梦死。活着奢侈浪费，暴殄天物，死了还要厚葬，继续吞噬百姓用血汗和生命创造的财富：“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甚至于残无人道地数十、数百地杀殉（４１）。如此挥霍靡费，必然“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４２），使百姓“饥寒并至”。

　　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老百姓，这是统治阶级的本性。墨子纵“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４３），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纷争，是新旧生产关系替代的决战，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不可能兼相爱而停止争战攻伐。频繁的争战攻伐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失尽不可胜计……”（４４）。战争是残酷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是必然趋势，而实行统一，就不可能避免兼并战争。所以，才有齐、晋、楚、越这些“天下好战之国”间无休止的争夺厮杀。　　　　　

　　其三，墨子理想的消费模式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统治者却“赏不当贤”，“罚不当暴”，致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４５）。因此，墨子理想的消费模式，是难以贯彻于社会消费生活的。

　　总之，墨子的消费主张，带有小生产者的理想色彩，在那个时代，以致整个阶级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七、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在今天，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对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一）遏制消费的两极分化　　　　　　　　　　　

　　墨子提出打破等级界限的消费标准，意在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消费需求；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试想，一个贫富有天渊巨悬的社会，一部分人挥金如土以填欲壑，而另一部分人却求温饱而难得，怎么会有安定的社会秩序？况且，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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