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了新的泡沫；带来了1979年利率急剧提高的冲击；并引发了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这样，从华尔街生成的泡沫，同欧洲美元泡沫、石油泡沫、日本泡沫经济、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等等扭合为一体，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而膨胀起来。这种泡沫的全球性滚动，终于在1987年工0月工9日的“黑色星期一”以纽约股指508点的历史最大跌幅，发出了全球性金融崩溃的信号，这个崩溃从90年代开始了一个加速的进程：在前苏联和东欧以“波兰模式”而开始的“休克疗法”，自1991年起，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自杀性的后果；1994年12月6日，美国最富有的奥兰冶县因在金融衍生投机中有约30亿美元的损失而正式宣布破产；同年底，墨西哥货币和金融体系崩溃；1995年2月，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因衍生交易的损失而宣告破产；1995年5月，日本金融体系强烈“地震”，整个日本银行的坏账，估计多达10 000—12 000亿美元；1997年工0月，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中表现了世界“金融癌症”的现实。早在50年代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从那时开始，就对这种发展趋向和危机的发生不断地作出预测性警告。他认为，以实物而非货币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世界经济正在以一种负自由能的水平运行。这个水平远未达到收支相抵之点。现有的净实物产出水平不足以防止人口和经济陷入加速的实物经济紧缩之中，最终结果可能是实物经济的崩溃。①

把现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归于战后30年来，货币存在形式的象征符号体系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沉疴的积淀，确实展现了为那些声称专注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的短见所不可能具有的独特而犀利的眼光；也正是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不能周全解说现代的货币存在现象，而不得不产生出困惑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看到了货币与实体经济相连的实物性存在；同时也看到了货币作为一种权力的规范和运作的象征符号形式的存在。使货币的存在摆脱某种具体的实物形式，而谋求其象征符号存在形式的发展，在更深的层次上，可视为人类的主体性发展“逼使自然限制退却”的一个具体反映。然而，尽管人类各方面的一切发展都已获得了逼使自然限制极大地退却的成功，但这种限制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正是这种本质性的联系，使货币的象征符号形式得以摆脱某种具体实物的羁绊，而展现出人类的自主性发展努力；这也使得人们在摆脱特定实物制约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货币存在的象征符号体系而创造经济巨大增长奇迹的同时，隐埋下了危机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对货币象征符号系统的充分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某种强势文化和经济霸权对覆盖多民族的经济体系的支配性影响和作用。在19—20世纪，英镑、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等先后获得“世界货币”地位的现象中，我们就看到了不同的强势经济和文化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支配性作用，及其所引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显而易见，实现经济人类学的视野与经济分析的新的结合，可使我们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货币的这种二重性存在及其本质，为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找到更为确实可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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