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它提供了对货币象征性涵义存在问题的一个分析思路。表达了把货币视为人类自身情感冲动的一种投射；是对人类自然状态的一种精神表达；它是同灵魂与魔鬼，图腾与禁忌等紧密相关的一种符号象征系统的存在。而这种象征符号系统的设置，“暴露出了一个极明显的意图：企图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定律来操纵真实事物”，展现了“人类具有一种极巧妙的内在能力(指再度校正)，能将它们所抓到的任何材料(知觉或思想)，变成连贯而易于了解的事件；当然，要是由于特殊的情况而无法从事真实的连接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伪造任何需要的东西”。②在具体的历史行程中，当一个民族被拥有与之相别的象征系统的另一个民族征服后，就会被迫使用征服者的象征系统，被征服民族原有的那个货币及其所在的社会中的宇宙观和象征系统，就被人为地切断了；而货币的象征符号形式，就进一步地体现出其作为权力意义上的制度性存在及其作为一种权力框架的现实运作。

可以看到，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是在货币的符号形式上得到完全实现的。但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上，货币展现出了它的社会性质。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物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而金作为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屑，在人类进步的最初记录上，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但是，人们并不能在黄金的物质化学结构上发现其价值，而正是其象征价值使黄金的客观特性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同时，一方面，金的生产“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劳动，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③另一
——————————————
① 参见[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7年版，第148—149页。
②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117、122页。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55页。

方面，它既不作为消费对象来满足直接的需要，又不作为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因此，仅从劳动或商品的意义来认识金银成为货币或其象征材料的存在是不充分的；当某种物品获得了货币象征材料的存在时，必然具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和文化的涵义。从这一角度来看，金银又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奢侈、装饰、华丽的材料，成为剩余的积极形式，或者说成为满足日常生活和单纯自然需要范围之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①这表明，如果不从文化与传承的价值角度去把握金，是不可能趋近于对“金问题”的本质理解的。

在人类学的经验资料中，许多货币的原初形式，既非粮食也非贵金属，而超出了劳动价值衡量的商品范围。如密克罗尼西亚的开孔平石，新几内亚的木制胸甲，新不列颠岛的犬牙，以海贝为基质的罗塞尔岛的达普币和达荷美的安产贝，以及斐岛的鲸牙等等。用拉德克里夫一布朗的话说，它们是具有最高社会价值的物，带有构筑更大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的能力。在太平洋中的雅普(Yap)岛，巨大的石盘就是一种“货币”，但它们几乎无法搬动，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便利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用于礼仪性交换的货币——石盘——是其他价值不能与之折合的；存在于特罗布里恩德岛库拉交易圈中的“货币”——用贝壳做成的红色项链“索拉瓦”和用贝壳做成的白色手镯“母瓦利”——也具有类似的价值不可转换性；同样，鲸牙在斐济岛“遵从礼俗认真地呈献，作为奠长间的交易，鲸牙安排战事、刺杀、贵族联姻，鲸牙缔结或解除政治联盟，鲸牙拯救濒临灭亡的村庄和王国，鲸牙祈诉神和恩典。从它能创造社会，予生予死的角度看，鲸牙与神旗鼓相当……于是就有霍卡特(Hocart)得出的鲸牙的交换价值：几两重的神性等于成磅的粗货。因而也就有辈济人所持的观点：在19世纪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鲸牙的作用远胜毛瑟枪。流通的鲸牙愈多，斐济群岛上存在的国家愈强大”。②从这些实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不仅仅从货币作为商品的这一项物质基础来考察货币的本质和存在形式的重要意义，货币之所以具有社会性的力量，乃是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的联结之力，象征之力，而不仅仅来源于它的所谓“商品性”规定；它从共同体生存的深层系统规定的象征中，获得了一个相对恒久性稳定的根据。

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存在于古代云南多民族社会中的贝币。在云南的考古发现中，先后出土了700余公斤，逾26万枚的贝币。据对与这些贝币一起的出土物的放射性碳素测定，贝币在公元前550年±105年就流通于云南。而汉朝在云南置郡县，汉朝货币如“大黄布刀”、“五铢钱”等，亦在云南出土墓葬中屡有发现。在与前之出土贝币相距约1 300年后，贝币在云南的流通又复见于史籍记载。据《新唐书。南诏传》和樊绰的《蛮书》所记，此时与海贝并用作货币的，还有“缯帛、毡厨、金银、瑟瑟、牛羊”等。并且形成了以贝币为主的最普遍的流通现象。以至到1276年元朝在云南行大统之制时，不得不在该地“许仍其俗”，“以贝代钱”。③形成了云南贝币与中原中央皇权制度的货币体系并存的流通格局，同时进入了中央皇权制度的货币体系对贝币流通进行限制并逐渐取而代之的过程，从而也展现了中央皇权制度对云南多民族经济体系进行社会整合与建立有效的统一支配系统的过程。元大德元年，云南行省“官储肥二百七土地上发生的，就是多种不同社会经济体系的交融、冲突和替代。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使我们趋近于对古代云南多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把握，也将为经济人类学的货币分析再一次提供丰富的资料证实。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59页。
② 马歇尔·萨林斯：《别了，忧郁的譬喻：现代历史中的民族志学》．载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③ 《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

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货币分析视野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启示：货币的存在可能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即便对当代的货币理论来说，这一分析视野也具有启示意义。

以中国情况来看，从殷商卜辞所记贝币使用之繁，历次殷墟出土的贝币之多，且所有从贝之字皆涉于价值和交换关系，如货、财、赋、费、资、贷、贵、贱等，可说明在这一由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贝已成为商代基本的或主体的货币形态；贝到了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西周，仍然是货币的主体形态。在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多有君王锡贝与臣以付铸尊彝之资和以贝买田的记载；①《诗经》的《小雅》和《卫风》等篇，也分别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握粟出卜”、“抱布贸丝”之言，反映了贝与其他物品用作交换手段的事实。在经济和物质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青铜器时代，仍沿用石器时代的自然物货币形式，至少仍以贝为主，本身就反映了一定的文化符号的传承意义。重要的是，西周墓葬出土的铜铸贝，也许就传递了中国以铜作为货币的质料是从仿铸贝币而起步的信息；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取形于农耕工具“镈”的布币和取形于渔猎工具的刀币而并存的，有独立流通于楚国的蚁鼻钱，其正凸背平的形状和阴文字符的铭铸，似乎可视为铜贝的一种变形或其高级形态。②这一事实展现了，铸币这一更具制度性意义的符号货币与某种实物货币形态的关联性。如果认定，在贝币这种自然物货币形式上，就表现出其象征符号的存在意义，那么就意味着，更具制度性象征符号意义的、人工制作的铸币形式，一度更多地依托于某种物的物质基质，其符号象征的意义也就明显不及，至少并不高于贝币这一自然物的符号货币形式。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