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币、圜钱和蚁鼻钱四大货币体系来看，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不同字符的铭铸来体现其符号象征意义的，而这种符号象征意义也同时更多地被赋予了制度性的特征。布币始行于周、韩、卫、晋、魏、秦等农耕氛围浓厚的地区，刀币行于东部之齐和北之燕赵等具有渔猎经济色彩的地区，在制度性碰撞的融合中，才出现了刀布流通的交叉与混合，并在这种融合中产生了与圜钱的并用。尽管人们以仿贝、博、刀等物品自然形态而铸铜质货币的同一思路，从石环、纺轮等物的自然形态中寻求圜钱的起源，但是，我们似乎更有理由把圜钱的圆体形态视为一种更具抽象性符号象征意义的货币形式，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货币形式，圜钱在圆体圆孔和圆体方孔的演化过程中，进一步摆脱了布币和刀币对不同自然物形态的依托，并确立了日后中国统一性制度的符号货币的基本型式。而蚁鼻钱则始终独行于楚国这一与中原文化体系和交往保持着相对独立性的南方江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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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西周青铜器铭文汇集，可见吴阊生：《吉金文录》；阮元：《积石斋钟鼎彝器款识》；并20世纪50年代的《文物参考资料》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物》杂志以及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一lO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22页。

最具纯粹符号象征意义的货币形态是纸币。在纸币这种货币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所表达的“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身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①在中国，有人把纸币的使用一直上溯到“周以布加官印为币”②的情况；西汉武帝时，曾以宫苑中的白鹿皮，每张1方尺，饰以彩画，作价流通。尽管其仅用于王侯宗室的朝觐聘享，流通不广，但却以其内蕴的信用性质而启中国纸币之滥觞。当统一的制度构架把历史上不同的货币区容于一体，并使跨区域的商品流通日见频繁时，民间商业汇兑的经济推动，便以唐之飞钱、宋初流通于四川的交子、南宋行之于东南诸路的会子、行使于浙江婺州的关子、“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流转行使”的钱引，以及金交钞等兑换券的形式，形成了纸币的最初发展。而这些兑换券从最初由商家的个别印行，到许多商家的联合发行，再到政府的统一性制度规范，展现出纸币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而获取更为纯粹的符号意义的内在发展趋势。至元中统钞的发行，不仅摆脱了期限和地域的限制，而且以其无限法偿的规定，使纸币摆脱了在兑换券形式上对某种货币物的价值依赖，获得了完全而纯粹的符号象征意义，成为不兑换的纸币，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纯粹纸币流通制度。由国家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在此之后尚有明朝的大明宝钞，清朝的顺治钞贯、咸丰官票和大清宝钞等，但又重新退回到了与银钱并用的格局之中。从根本上说，符号货币是否被接受取决于信用，而信用与国家权力有关。早期许多国家被迫抛出更多的贵金属铸币，部分原因是统治权不稳定，而且国内铸币面临着外国铸币的直接竞争。随着现代国家政权的兴起，符号货币越来越得到普遍使用。国家建立起防止货币相互替代的法律和税收的边界，使货币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降低统治者行使权力时的交易成本。稳定和权力似乎孕育出了不兑换货币，它对这种符号货币的信誉资本的大量投资，使社会产生消费信任感的成本降低，从而为符号货币的流通奠定了一个社会性基础。如果消费者对货币估值的认识不足并小于货币供应者本身的估值，则易于出现符号货币的发行过度、符号货币无价值等现象。正是符号货币的这种根本性质及其流通的经济规定，使中国历史上的每一种纸币，都表现出以成功开始，以彻底失败告终的发展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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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69—670页。
② 千家驹、郭颜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同样，在世界经济历史中，自货币的发展落脚于贵金属的实物形体而获得其完成形式后，尤其是自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确立了世界性的支配地位后，它的存在形式从其象征符号的意义来说，并不是比先前那些“原始形式”更为纯粹，相反，而是紧紧地附着和依赖于金银这种特殊商品的实物形式上，而使其象征符号的意义表现出不完全的性质。也正是这一现象普遍的和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存在，成为经济理论审视货币的基点并因而对其理论视野产生了根本性的局限影响。诚然，货币与某种使用价值的密切联系，确实是货币存在最为普遍的现象，以至人们往往只把金银视为“商品货币”的一种形式，而忽视了其作为制度性存在的象征符号意义。但是，货币向黄金或白银转换的可能性，本身不能作为是否存在商品货币的指标。如在20世纪早期，通货同金本位联合起来就并没有反映出商品货币普遍流行，这是因为现代国家机构的全面联合及其对相对完整的内部“秩序”的塑造与垄断，不仅为货币制度性存在的普遍化奠立了充分必要条件，而且以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使得流通中的货币能从它可变换的金条价值中分离出来，在国家凭借法律所认可的手段来垄断货币单据的情况下，货币的交换价值已绝对不再会严重地依赖于固定总量的稀缺物质资源。货币变成了一种“信托物”，它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并不依托于某种物的有用形式，而是依赖于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信任，它由这些组织缔造出来并通过它们来流通。这样，货币符号象征体系的内在发展趋势，便以信用货币的形式，成为全球性民族一国家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产品的商品化交换得以在全球推广开来的前提。

而作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作出了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等一系列的相关安排。这可视为在货币要取得纯粹象征意义的存在形式和体系发展的趋势下，人们对这种象征符号体系与特殊商品实体的关系，进而是货币的象征存在体系与真实经济体系关联性的最后一次认定。尽管推动货币的象征存在体系发展，并最终导致了今天全球“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但布雷顿森林会议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支配属性地位的确立，使它的发展选择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以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实际的内容便是凭借于货币形式的象征符号体系的存在，把对未来的透支用于现实的经济过程。这样，当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起新一轮的经济复苏时，便开启了货币形式逐渐摆脱经济的实体存在，而谋求其象征意义的存在形式和体系的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根本性的转向，在60年代中期“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流行中得到了反映，并向全球扩散。而这一转变的过渡到1967年面临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时，约翰逊在1968年3月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最终，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货币体系划上了句号，使货币形式在完全的象征符号意义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规模扩展。

货币形式的这种新发展，在以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向我们呈现货币象征符号存在形式的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以一系列的经济一金融危机，展现出由货币的象征符号存在形式和体系所带来的，使人耳熱能详“泡沫经济”概念。首先，这种新的发展形式所开启的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使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以或这或那的方式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又以油价的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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