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中国对关贸总协定态度的变化，除关贸总协定自身作用的变化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世界形势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经过“文革”10年的耽误，我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1978年10月 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日期间，小平同志参观了一些现代化的大工厂，通过比较，他对中日之间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落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当了解到该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能生产4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只能生产1辆汽车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1月份，已经74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从日本回来后又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周边国家的发展给小平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小平同志就说过：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6]

与小平同志迫切地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一批代表团也走出国门。1978年4月，由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组成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5月31日，考察团回到北京。考察团的报告和汇报，引起很大的反响。使中央领导感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和港澳台发展对内地造成的压力。随后，由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考察团也出发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15个城市。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 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4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同年5月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在利用外国资金和市场方面禁锢，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使一切“左”的阻碍对外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第三，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以及美国长期驻兵台湾、日本、韩国，60年代以后苏联囤兵中苏、中蒙边境。可以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长达20多年的西方对我国的敌视和封锁，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也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总之，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等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10]

正是根据上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识到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随着国内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使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推动力之一。自1979年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后，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即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实行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加强沿海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系，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88年，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出口额达到129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406·4亿美元的31·7%。[11]

1978-1986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情况

年份进出口总额（人民币亿元）增长指数（以1978年为100）进出口总额（美元亿元）增长指数（以1978年为100）
1978 355·0 100206·4 100
1979 454·6 128·1 293·3 142·1
1980 570·0 160·6 381·4 184·8
1981 735·3 207·1 440·3 213·3
1982 771·3 217·3 416·1 201·6
1983 860·1 242·3 436·2 211·3
19841201·0 338·3 535·5 259·4
19852066·7 582·2 696·0 337·2
19862580·4 726·9 738·5 35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合法地位的要求。
三、从加入WTO看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飞跃和成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继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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