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比重。另一方面，随着官僚机构扩大，城居地主增多，上层社会日益奢糜，他们消费性的购买也扩大。城市手工业的生产也主要是供他们的消费，很少流人农村。就是说’城市市场的交易，仍然是以消费性购买为主，而不是以小生产者的交换为主。这就造成了城市市场的狭隘性。

我国的区域市场，主要是按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同一生活习惯形成的，我们曾把它看作是自然经济的延伸。但我们十分重视区域市场中的城乡交流，亦即工农业产品交换的部分，因为它反映社会分工，反映真正商品经济的发达。明清以来，区域市场也有所发展，但在城乡交流上，看不出多大增长。这有两重原因：一是在这期间，农民家庭手工业发展了，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加强了，除盐铁等传统商品外，农民不必需也无力购买多少城市手：I：业品。二是如上所述，城市居民主要是以租赋等封建剥削收入来购买消费品(包括农副产品)的，这就造成农村每年都有大量的农副产品单向流人城市，而并没有城市产品与之交换，其实，这只是商品流通的一种假象。随着城市发展，城居地主增多，以及租赋的货币化，以至漕粮、兵粮也经商人之手流人市场，这种假象的商品流通也更大了。如果抛开这种假象，真正的城乡交流，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其范围就十分狭隘了。

全国性市场，在这期间确实有了扩大。商路开辟，特别是内河和沿海航运，已具有近代所达到的规模。商人资本也有很大发展，明代大商帮的出现，清代商人会馆的兴起，就是明证。这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前提。我们所见，凡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其产品都有长途运销，有些并出口国外，不过，这时期全国性市场的扩展，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试分析如下。

第一，长距离贩运贸易中，主要是粮食和手工业品相交换。这是十分可喜的。因为，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反映真正的社会分工，而这种交换的发展，又与当时湖南、四川的开发，西北、东北的放垦，和东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具体考察一下几条主要长距离贸易的内容，却不免令人失望。如南北大运河贸易，由于晋冀一带缺粮，每年南粮北运达600万石；而北方南下的商品最多只能抵偿六分之一(其余是无交换的漕粮)。由于江浙缺粮，东北每年南运上海豆麦约1 000万石；而江浙的布、茶、糖等北运则有限，北去船只放空，常要以泥压舱。最大量的长江贸易，每年由川、湘、皖、赣运济江浙的米粮约1 500万石；江浙则以盐、布、丝、洋广杂货等作抵偿。其后，上游地区人口增加，余粮减少，回头货也受影响，甚至盐也滞销。台湾粮食运福建，广西粮食运广东，也是因为闽广是严重缺粮区，而这些地方并不需要多少闽广杂货。这就是说，这些长距离贸易的扩展，主要不是由于工业品大批量生产，需扩大销路，而主要是由于某些地区缺粮，大宗粮食向这些地区集中所致。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本来是“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 ①。然而，那些由于“缺”而不是基于“丰”所引起的长距离贸易，却不免是畸形的，至少是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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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

第二，这期间，长距离贸易虽有较快发展，但主要是数量的增大，进人流通的商品品种则甚少增加。农产品方面，清代经济作物颇有发展，但进入全国性市场的却很有限，传统的北棉南运，由于北方推广织布，清代反不如明代。这就是说，全国性市场的扩大很少反映农业的地区分工。这是因为，由于人口日增，每个地区都要先搞粮食，很难专业化；地区之间不能互为市场，也就限制了贸易的品种。工业品方面，如前所述，这期间主要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而城市手工业发展有限。农民家庭手工业本来品种简单，除丝和布外，基本上是自用。城市手工业品种较多，但又主要是按本市消费者需要生产的，销行本市。因而全国性市场上新增的品种，除数量甚小的洋广杂货外，主要是一些城乡之间农产品加工产品而已。

第三，长距离贸易虽有发展，但它在整个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重仍是很小的。以居市场流通量第一位的粮食来说，我们估计，鸦片战争前约有245亿斤，其中进入长距离流通的不过占22％。居市场流通量第二位的棉布约有3。1亿匹，它更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内流通，进入长距离贩运的不到15％。还应注意商品中的虚假成分，上述粮食长距离流通中，是包括农村单向流出的部分在内，单漕粮即有500万石。丝、茶等商品都有课，也是同样性质。在市场上居第三位的盐，属于专卖品，价格过高，虚假更大(农民需以更多的产品去交换)。矿产品除课外，还常有官收，其中占最大比重的铜，是作为货币材料，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

至于海外市场，原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有力的大市场，而明清两代都行禁海政策。鸦片战争前，出口约只占市场商品值的3％左右，虽有贸易顺差的有利条件，却未能利用。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明清以来我国国内市场有了不小的发展(从最有代表性的粮食的长途运销看，清代大约增为明代的三倍)，但具体分析起来，它仍是以地方小市场和城市市场为主；而从每种市场的交换性质，特别是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角度看，它们都具有狭隘性，即使是长距离贩运贸易也不例外。生产决定流通。马克思说：“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决定的。” ①我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生产结构，决定了我国国内市场的狭隘性。我们试从这方面再作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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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尔·马克思的遗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0页。

我们曾估计，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上主要商品流通值约为3．9亿两，其中粮食占42％，布占24．4％，盐占15％，三者共占81％以上。因而，市场上最大量的交换是粮食和布的交换，其次是粮、布和盐的交换。

在这种交换中，粮食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

从明代到清中叶，经营地主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主要因为明代经营地主所依靠的僮奴劳动和依附农制度瓦解了)；自耕农和佃农从事商品性生产的也增加有限(主要因为平均经营规模缩小了)；因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微不足道。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粮基本上是来自农村自用有余的部分，这种余粮又成批地是集中在地主手中，即以地租进人流通。地主出售租谷主要是为了换取奢侈的享受；农民零星出卖余粮则是为了换取生产或生活的必需品。无论租谷或农民的节余，都不是商品生产，而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并为同一目的而出售。布，绝大部分商品布也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仅在某些集中产区(所产大约不到商品布总量的15％)才有为市场而生产的织户。即使这些织户，也未脱离农业，因而还不是真正的小商品生产者。他们出售商品布，也是为买而卖，特别是为了补充口粮或完租纳税，因此，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的生产。

“男耕女织”是我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主要内容，是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石。市场上两项最大量的商品——粮和布，恰恰都是它的产物，即自然经济的产物。因而，市场上最大量的交换——粮与布的交换，并不能反映多少社会分工，绝对一点说，它不过是耕织结合的另一种形式，即由家庭内部的结合转化为在市场上的结合，对于自然经济的分解作用显然是不大的。

还可以从市场价格的构成上来做一些说明。这时市场的物价水平决定于粮价。而粮价通常要低于它的价值。这是因为，“农业的经营大部分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土地对大多数人口来说是他们的劳动和资本(指农业投资——引者)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所以，产品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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