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和移民政策，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交织在一起，全部倾注到小农经济头上。这就像一条饥饿的鞭子驱使他们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找出路，结果是加强了这两者的结合。愈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农业的经营规模愈小。嘉庆时，松江府平均每人仅有土地1.61亩，苏州府更只有1.05亩。①可耕种的土地愈少，愈需要手工业来补充。如河南孟县，“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只好“耕作而外，半资纺织”②。江西铅山，地瘠民贫，惟有竹可造纸，“小民借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③。山西保德州的许多农民，更不得不“以盆科为常食，用乾泥以救饥”④，即靠制陶器为生。即使在江南最富裕的农家，据《补农书》所记，沈氏和张履祥两位农学家的经营收入，他们之所以富裕，也不是在那几亩稻田，而是在那四、五亩桑田。在这样小块土地上，无论维持生活或致富，都非牢牢抓住手工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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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一、二八，记嘉庆十五年人地数；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二、一三。记嘉庆二十三年地亩，二十五年人口。
② 乾隆《孟县志》卷四。
③ 同治《广信府志》卷一。
④ 康煕《保德州志》卷三。

第三，经济效益。一种经济制度的兴废，最终决定于它所提供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农民家庭手工业可以利用全部农闲时间，利用全家男女老幼的劳动力，实行最有效的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以棉布生产为例，农民为生活所迫，劳作极为勤苦，大都夜以继日，有所谓“一月得四十五日之功”。他们自幼即参加劳动，“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男人下地，老妇执炊，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效益。在生产力水平(主要是生产工具)相同的条件下，若是雇工生产，决不能有这样长的劳动时间，加上工钱工食，成本就要高得多。在清中叶，东北曾有雇工织布之例(因东北农民不善织)，但仅个别大户有之，一般仍是买江南、山东农民所织棉布。由于农民织布成本最低，棉布的市场价格水平也就由农家成本所决定。在这种条件下，不仅雇工生产要亏本，独立的个体手工业也难与竞争，因为他们要购买口粮，白受商人剥削。此外，农民既未脱离农业，他生产的棉布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在市场交换中蒙受损失，仍然有农业作为生存的保障；独立手工业者如遇到这种不利情况，则退无后路了。并且。农民织布，除某些集中产区外，主要还是自给性生产，有余才出卖，这种自给性生产，就更加难以代替了。棉纺织业的这些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农民家庭手工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以上就是我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牢结合、封建生产结构十分坚固的基本原因。

农民家庭手工业，主要是自给性生产，它的发展，起着巩固自然经济、限制社会分工、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这是它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手工业品，自用有余的也会投入市场，还有少量是专为市场生产的。由于农民人数众多，涓滴成海，他们提供的产品，单棉布一项就远超过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全部产值，因此，农民家庭手工业又是市场上工业品的主要供给者。然而，即使是专为市场生产的部分，其生产过程也没有与农业分离，还是被束缚于土地，并且，大部分仍是副业性质，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小商品生产。所以总的说，农民家庭手工业，无论对于独立手工业来说，或是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仍然是一种限制力量。事实上，如前所说，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中，我们还未发现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丝织业中的包买商，其主要对象也是城市机户，而不是农民家庭织户。

一般说，历史是经过小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明清时代，一方面是城乡独立手工业发展不足，一

方面是与小农业牢固结合着的家庭手工业占据优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以前者为基地，而与后者相径庭。在一定的市场容量下，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既相对不足，资本主义萌芽就只能与农民家庭手工业互为盈虚了。

由此可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生产结构，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I：业的结合体，又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经营规模的细小化，随着人口增长和农民多子分居，像细胞分裂一样再生产和复制着自己，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一片汪洋大海。还值得指出的是：农民通过家庭手工业，以社会分工为牺牲品，可以获得颇有效率的经济收益，用以缴租还债、迎婚嫁女和度过灾荒。这就使得我国的小农经济，对于封建剥削具有较大的负荷能力，对于人口增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同时，对于新的生产方式也具有较大的排斥力，甚至对于机器大工业的产品也有顽强的抵抗力。这反过来又都会巩固这个小农家庭，维护封建经济结构。

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有大量农奴逃人城市。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形成与农村领主相对立的市民阶级。我国手工业的发展是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主，结局也就不同。可以说，欧洲手：I：业的发展是离心的，它促进封建经济结构的分解；而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是向心的，它保持着封建经济结构的稳定。 二、流通中市场的狭隘性和自然经济的优势地位

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是，不是任何流通都能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还要区别市场和流通的性质，并要分析其商品的生产方式。这里，我们先综合分析一下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的状况，再从生产方式上来分析一下进入市场的各类商品的性质。

星罗棋布的“地方小市场的网”①，是以封建社会生产的分散性为基础的。在我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体制下，这种小市场一向发达。明清以来，户口增加，加以内地和边区的开发，它又有很大发展，仍然是我国市场交易中最大量的部分。在长距离贩运贸易作用下，地方小市场有向初级市场(商品集散地)转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在鸦片战争后我国市场的殖民地化过程中才见明显。这以前，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农产品品种还很少，剩余农产品又主要是掌握在地主手中，所以，只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在江南丝产区和某些棉布集中产区的集镇市场，才看出一些变化。整个说来，这时的地方小市场基本上还是农民之间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的场所，是在狭小范围内的、彼此孤立的一种市场。有些地方文献记述，“菽粟布帛鸡豚酒蔬之属……趁墟贸易”②；“非定期不集，非集不得贸易，且花布鸡豚粮草果蔬之外，无他奇货。”③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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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340页。
② 乾隆《东安县志》卷一。
③ 乾隆《齐河县》卷二。

城市市场，原来是我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商业形式。由于我国城市的特点，它原来是以贵族、官僚、士绅和他们的匠役、士兵、奴仆等的消费需要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而突出地发展了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零售商业、铺坊加工业、饮食和服务业。这种消费性商业的特点是：它是以公私收入来购买小生产者的产品，而不是以自己的产品或劳务与小生产者相交换；这种收入又不外是地租的转化形态(赋税、转移到城市的地租、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利润等)。因此，这种商业的繁荣，并不代表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增大)。明代以来，城市市场有很大变化。日用品的贸易逐渐占较大比重；手艺人和加：I：铺坊逐渐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同时，除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外’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它们是大规模贩运贸易的起落点，是我们考察中最应注意的事。然而，直到鸦片战争前，这类城市还不占优势，并且都是商业性的，缺乏生产基础。整个看来，城市居民中，手工业者和商人仍只占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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