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倾向，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真实地理解和规范社会现实也是极其有害的。我很赞同有些学者的观点，对经济人的理解和阐释，只有在以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框架为背景的前提下，才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古典经济理论只是把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为一种现成的存在来对待，忽视了制度结构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但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是确定的市场结构中的人，他所建构的经济理论既是对市场制度条件下人的行为的理论描述，也是对市场制度结构作用机理的理论建构。斯密把市场制度看作理性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人始终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市场制度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
　　对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批评，确实导致一批诸如交易费用、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但是，那种企图以“真实人”代替“抽象人”，以“复杂人”代替“简单人”的倾向却会造成混乱。经济学要研究的是共性，它寻求的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共同趋势和统计规律，与单个的经验事实原则上没有逻辑对应关系，这也反映了社会型经验科学（如经济学）与逻辑型经验科学（如经典之学）之间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具有“齐一性”，一般不允许例外发生；而前者则不同，否定后件推理在这时并不完全适用，个别“反常”并不足以证伪理论。经济人观念没有决然排斥经济主体那种个别的差异性的感性行为的存在，并不与任何意义上的某种特殊性、或然性直接冲突。制度化结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体，而是针对它所要规范的一般对象的，所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化结构，它并不要求在这个结构空间中每一个行为者，每一次都能针对某种确定的背景作出无误的判断，它只是保证每个行为者在遵循其一般性规则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判断去行为。制度化结构本身并不关心某个行为者的成败，它关心的是所有行为者的“理性试错”，在统计意义上的整合效果，即制度化结构按照自己的“效用趋向”——以成功褒奖那些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以破产惩罚那些按另一种方式行事者。科学理论是对经验的抽象，当它直接与经验比较时，必然是“非现实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经济人假设理解为一个工具性假定，这与那种要求理论假设与实际严格一致的观点相比，或许更合理些，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重要判据时尤其如此。如现代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虽然不存在现实的对象与之对应，但它的逻辑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现实市场的尺度，成为我们规范社会现实的理论背景。
　　经济人假设没有考虑人的行为的道义性因素，在成本—收益、替代、一般均衡等经济分析中也没有考虑道义类型的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伦理规范等因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存在或不作用，而只是说它们与制度化规则的作用方式不同，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分属不同的领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化规则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主体的行为结果。所以，经济理论要提高自身的社会效用，就必须放弃道德化的诉求方式。如果人们出于道德理由不能接受某些行为的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既不是使道德制度化，更不是使制度规则道德化，而是在参照道德理想的条件下调整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制度化规则和道德规则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却不能采取越俎代疱式的统一，而只能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约束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追求社会效应的宏观整合。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人类行为以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所以，它的方法不能伦理化，而必须是满足逻辑性和实证性要求的解剖分析型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在对现实进行真实模拟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经济人人格、需求偏好的外生性及其稳定性等前提性设定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理论推导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完成对现实的指导和规范。[13]
　　很明显，经济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一个以制度化结构为基础的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界说。它的提出是为了说明经济过程因何发生，如何发生，如何规制及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经济人假定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消解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即使是强烈反对经济人假定的李斯特也承认这一点。[12](P926)不管经济人抽象有多少缺点，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经济学家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描述现实的大量实证性命题。全面的“真实人”的构想，不管表面上多么诱人，却难以产生与之相媲美的理论成果。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对这种制度空间中经济人的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期。经济理论不仅要寻求经济主体在制度化的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且还要追问这种普遍性存在的深层基础。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为空间和选择条件，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制度化结构不仅是经济行为的界限——个体行为选择的边界，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实体，它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恰当的或可预期行为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正是由于这个参照系的存在，虽然现实中存在着诸如不确定性、复杂性及超载信息等方面的困难，人们的经济行为仍然可能是规则的。正是基于此，经济理论才成为可能，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确定的解释或预期才成为可能。总体上，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使其更适合于最一般的经济分析，更切合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方式，提高了经济人与经济环境的匹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把对人在制度化结构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这种审视方式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也影响了经济人假定在经济分析中正常地发挥作用。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经济人假设作出选择，并时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超越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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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杨育民.经济人的制度化基础[J].中州学刊，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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