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6](P27)在诺斯看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人的利他行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原则，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诺斯强调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可见他是承认有限理性假设的，即经济人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中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他也承认机会主义假设，但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的大集团行动，就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从非现实性角度批评经济人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也认为完全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供现实人选择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人们在作出决策时，总是受到个人和社会联系的制约，因而不得不在效率标准、利润目标、个人价值等因素之间寻求协调。这意味着，实际上人们根本无法求得传统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优解，而只能以满意解作为目标。而威廉姆森则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他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自利，不但自利，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性恶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其动机强烈而复杂。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等，并会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有些时候采取这种行为方式。所有这些非现实性的批评，只是对经济人概念的内涵作出了某些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经济人假设不断弱化的发展过程，源于对这一假设批判力量的推动。传统经济学在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坚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责后者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辩护性的。这种批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它与西方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不谋而合。但是，这两种批判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非主流学派批判主流学派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放弃和否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与生产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主体行为的分析，也就放弃了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和基本阵地。因此。正统经济学还不是“经济学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与此同时，非主流经济学充分利用了主流学派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创造，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推进了对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分析，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使之更加接近和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生活。这样，经济学就变成了“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7](P255)与此不同，传统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为恰当。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学态度，仅用几句否定式的简单口号，就将其当作废物一样地抛弃掉，因而也有失公正或者很不公正。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没有研究什么，而在于它研究了什么和怎样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包含着某些科学成分。新古典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科学性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再加上基于这种科学性而形成的科学的表述方法，才使它成为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总是事实，不能因为它是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它的选择是对的，其他选择和作法都是错的。正是由于它是主流经济学，处于统治的地位，因而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中严重的工程化倾向，缺乏主体性也许是它的致命弱点。[8]
　　我们知道，经济人假设遇到的强有力挑战，主要来自西蒙的有限理性说。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这种理性假定决策者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对眼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前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他知道可能选择的策略所导致的后果，至少也能给未来的可能状态确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他权衡了一切互有冲突的局部价值，并把它们综合到单一的效用函数中，按照对它们的偏好，排列所有未来可能状态的优劣秩序。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经济人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选择。但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看来，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其实，有限理性说只是修正了最大化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修正最大化行为本身。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中，没有考虑交易费用，既然经济人是理性的，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完全的信息，从而能够洞察一切，又不受任何条件约束，自然能够寻到最优的方案。然而，现实世界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于是在斯密看来是最优的选择，在西蒙看来则得不偿失。实际上，决策者所面对的是两个最大化体系：一个体系中未包含交易费用，另一个体系则将其包含在内。于是，在前面看来最优的方案，在后者看来则是得不偿失；相反，在后者看来是最优的方案，在前者看来则是满意的或次优的。[9](P29)经济人寻求满意解，正是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它实际上等于实现了净收益的最大化。可见，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最大化的，不管他的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总是有效率和有实际意义的。
　　西方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这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而马克思则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经济学本质上被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0](P89)，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10](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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