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的后果。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经济学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0](P101)不可否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1](P12)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成为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潜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相对人的需要满足而言，真正的约束在人自身的能力，经济发展的主要过程是人的能力提高的过程，劳动时间有效利用是资源配置的真正意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人们未能真正认识生产力的本性和正确估计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而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人只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才能最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一切生产都是对自然的占有，但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随着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劳动将由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目的本身，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直接劳动的时间，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当人的社会性活动具有自发性联系时，个体活动的目的是预期的，而活动的结果则往往是非预期的，这将促使人类选择和创建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制度。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2](P926)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实现经济学由崇物到重人，突破经济学的功利或道德境界，在更高层面上审视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综观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强调经济学研究人，首要的是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当代人类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强化经济学的人本精神。有不少人受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主张弘扬以理性主义为内核的近代西方文化意识，实现对中国经济学性质和方法的根本改造；有的面对经济和社会的难题与困惑，则疾呼经济学的人类关怀；有人则以革命经济学转变为建设经济学为根据，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根本否定经济学的批判性。因此，有关经济学性质的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事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窄化，使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难以历史和逻辑地置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根源是一个哲学传统和方法论问题。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物质生产过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一，费用和效用比较的效率问题，即资源有效配置。马克思归结为社会总劳动的有效利用问题，包括单个物品的时间节约、社会总劳动在各种需求之间的分配。其二，扩大再生产问题，即经济增长，例如增长方式、增长因素、均衡增长条件等等和能力的发展问题。其三，人和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和谐，即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大工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等。当然，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当代经济学的缺陷恰恰在于研究内容的或缺，不能真正达到这种统一，从而不可能完整地、总体地从人的本质和能力出发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经济学的人本精神。
　　 三、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作为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统一，必然有一个对存在世界认识和追求的境界问题。西方经济学关心的只是个人现实经济生活的功利，效用极大是经济学家求解的主要问题，“帕累托最优境界”成为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功利境界中，人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对于自我之利的追逐，追求个体行为的最大利益是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研究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便是属于人类在功利境界中的经济学说，效用最大化便成为功利经济学求解与面对的主要问题。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自主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的自我与趋利意识也在增强，从而进入了追逐自我之利为核心的功利境界的觉悟时期。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文化体系，尽管看似变幻不绝，其实仍是主要在功利境界状态中来认识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由于受功利境界的局限，这种经济学还没有到达对人的经济行为作价值判断与规范分析的觉悟与境界，而只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价值要素，按照经济人行为本身的狭义客观性进行实证分析。而道德境界则是把利己与利人、个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研究是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使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在社会体包含之中并作为基础的经济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采用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亦即经济的浪漫主义原则与经济的现实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分析方法。它不光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是不是”的问题，亦要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它不仅研究“实际”存在的经济现象，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问题的研究。20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总是扮演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向导的功利境界的角色，但是，丰裕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诸多矛盾，显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认识的狭隘性。走出经济学功利境界的狭隘视野，事实上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由此经济学会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会有更多的建议而不是道德形态上的攻讦，并且将超越功利和道德境界。
　　人们责难经济人假设把人抽象为唯利是图的人，无视人性善、公正、正义等倾向，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亵渎了大写的人；仅仅把人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本身，以致使人尊严扫地。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冰清玉洁，但实际上，这种对待经济问题的伦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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