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的经济史学虽然也是在1890年代成为一门大学课程，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大学行政制度的各异，经济史学在美国大学一直是经济学系，而不是别的学系的课程。由此，这一学科好像命定成为经济学家和商学家的园地，不仅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经济学而定，在60—70年代的“经济史学革命”高潮中，经济学理论简直就是一切了。

1964年，新经济史学派创始人之一，当时罗切斯特大学教授罗勃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1926—)发表了他的著作《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吹响了经济史学革命的号角。在书中他运用所谓反事实度量法，对以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一致公认的论断一一大规模铁路投资是19世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出了挑战。根据他的计算，在1890年，如果美国全国的马车和帆船运输完全让位于铁路，所能增加的国民收入只抵当时美国年国民产值的4—5％，对美国此后的经济增长，只有微末影响。这也就是说，即便当时美国根本不建筑铁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过略微放慢一点而已。

这里的问题是福格尔在1964年只研究了美国1890年左右的“静态”运输经济，而铁路和其他交通运输技术在不断发展，问题在不断增多，所以1979年，他在一篇论文中承认铁路的间接经济作用要比直接作用(国民产值的增加)重要得多和复杂得多，不能用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来予以分析。但他说的仍只是铁路运输的经济方面，还根本不曾涉及经济以外的人口、民族、文化和政治影响等问题。

所谓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不能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不但看不见铁路的社会文化作用，而且连铁路的经济影响也不能全面考虑。

新经济史学派在60—70年代掀起的另外一场革命更加震撼人心。这就是他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来写的19世纪美国南方黑人奴隶制经济史。

19世纪前半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是继铁路的经济地位之后福格尔所潜心研究的问题。1974年，他发表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部长篇钜制一一与斯坦利·恩格尔曼(S．L．Engerman)合著：《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下文略作《岁月》)。

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特别是作者们宣称那时美国南方奴隶的物质生活和心理感受已经都比一般人所想象的为好，一个读者所首先希望能在书中看到的，大概也就是关于黑奴的物质生活和身份地位的具体记载。《岁月》有不少篇段颂扬奴隶们的优良品质，如说他们与奴隶主“一模一样地渗透了基督新教伦理”；说他们在“循着他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发展和改善自己”，因而是能同奴隶主“合作和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黑人劳动者”(《岁月》卷1，页73、150、201、205、231—232，据《跨学科史学杂志》，1975， V．3：446)。关于奴隶们的物质生活和身份地位的具体情况，按照作者们根据现存资料计算的结果来看，如奴隶们所遭的鞭责平均每人每年不到1次(0．7次，《岁月》，卷1，页145)；马里兰州1830—1839年间出售的奴隶不过当时该州奴隶总数的1．92％(《岁月》卷1，页53)，确实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恶劣。但这些数字是否也说明了那时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场里的黑皮肤工人毕竟不是像北方工厂工人似的独立自由劳动者，而是牲口般地被白人奴隶主任意买卖和鞭笞的奴隶呢?两位作者用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场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资本主义本质，是否有一定的作者自己的推理或想象呢?据说《岁月》出版以后不到10年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责难评论文字早巳超过2卷原书的总字数，不少原来新经济史学派战友也对书中一些论点表示了疑虑、惶惑乃至愤慨的心情。例如保罗·大卫(Paul A．David)和理查德。萨枢(Richard Sutch)等人早在1975年就批评《岁月》“既没有证明美国奴隶受了远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更好的待遇，也没有能为新经济史学的力量和效用提供一个实例”(《跨学科史学杂志》5：3：446；《经济史学探索》Ⅶ：339)，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岁月》的作者们虽然也搜集了不少原始历史资料，但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它们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因而完全不涉及社会伦理道德，不涉及社会群众心理，不涉及作为人的、有知觉、有感情的奴隶，于是成了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一部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著作，当然不是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著作。

《岁月》的失败标志了新经济史学革命的终结。许多经济史学家，其中当年不仅同情而且积极带头倡导这场革命的，也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便是这样的经济史学家之一。他和福格尔是新经济史学革命的两大领导人，原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19世纪美国经济史。据说福格尔80年代以来是在芝加哥大学领导人口学研究，诺斯则是从19世纪美国史的研究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从古至今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在1973年和1981年先后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人合著)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两本著作都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分析经济史的框架”。这也就是说，两书本身都不是历史，而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史学理论。它们的特点是把传统经济史家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建立的经济内外部因素的界限拆除，把有些如同所有权、国家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过去属于法学、政治学或文化社会学领域的问题，一律纳入经济史学的范围，用经济学理论，即便不是新古典派理论，也是根据理性选择、交易成本等基本经济原则推导而得的经济理论，而不是法学或政治学理论来作解释，所以两书只能说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理论。诺斯1981年的书甚至可以说是一套新经济史观，一套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历史理论。

诺斯和福格尔是两位杰出的以经济史学起家的经济学家，分获199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奖自然是对他们在经济学而不是在经济史研究上所作贡献的奖励，那么他们两人有什么经济学贡献呢?从1991和1992两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是用经济理论分析法制和用经济理论分析社会结构和行为的经济学家的情况来看，答案就十分清楚，诺斯和福格尔的贡献在于用经济学来注释历史，从而为西方经济学开拓领域，扩大影响，以至于，按照诺斯的意图和设想，全部人类历史都成为经济史，成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

如果以上所述是近半个世纪来西方经济史学发展的大概情况，我们中国经济史学工作者能从上面获得什么启发或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