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

历史学在今天已完全是一门社会科学，其基本任务，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等一样，是理解过去和现在社会面临的问题，增进有关问题认识的知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1)前者研究社会某一事件的具体经过情况而后者则是有关事件的原理原则；(2)前者研究社会整体，需要运用多门社会科学来帮助选择和分析史料，因而必然成为它们的公共论坛；而社会科学的原则理论探讨，可以分门别类单科进行。正由于如此，希克斯在1942年的经济学入门书中可以把经济史学跟应用经济学等同起来，到1969年在他的《经济史理论》中(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页Ⅵ，2)也表示应把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史、思想史和科技史)的公共论坛”了。

(二)我们应与社会史学家密切合作

经济史与社会史之间的界限大概永远难以分清，恐怕也没有必要去勘分清楚。比较更重要的是同社会史学家尽可能合作研究问题。基于下面的考虑，这种合作尤有必要。(工)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复杂社会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社会发展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在漫长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体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人民构成。士(知识分子)是领导阶层，也是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家庭、宗族(社会制度)与国家政权同一结构体制，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不是理性选择成为二千多年来政教社会的行动准则；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是国民生产的一贯主体，因此，从中国历史特点考虑，广泛意义的社会学，而不是新古典或新制度经济学是我们今后应更加注意的理论和方法；(2)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问题。历史研究应能有助于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理解。迅速而稳定的国民经济增长是中国今天的国是。西方在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对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有一个从侧重经济到侧重社会因素的转变，认为社会(政教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样有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对我国来说，在当前经济发展已经相当迅速的时候，对社会因素的历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例如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相对低廉，自然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发展，但同时它也阻碍技术改革，增加了就业、社会福利和普及教育等方面的困难，从而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这是一个与历史上的家庭、家族和社会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史研究课题。

与人口问题情况相似的社会文化史课题还有不少。其中近年来在海内外的一个热门题目是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它的直接间接影响渗透整个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今天，确实值得好好研究；但就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人民来说，由于基本教育未能普及，多数人口还是文盲，泛滥各地的形形色色原始落后的迷信活动大概是危害最大的负面社会因素。

此外，我们还可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联系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来研究我国历史以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总之，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我们在社会经济史上可以作出贡献的机会是不少的。

(三)关于数量分析

数量分析是西方经济史学一大特色。60年代初美国经济史学派打出的两面革命旗帜，就是数量测度和经济理论。过去我们把西方经济史学界这种对于数量分析的重视归功于英国克拉潘(J． H．Clapham，1873—1946)1928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历史事件数量四问一一多大数目、经历多久、多经常和多大代表性，其实西方国家的注重统计和数量测度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纪。

17—18世纪，欧洲荷兰、英、法、普鲁士等国为了在当时尖锐的国际斗争中，准确掌握彼此实力，十分重视统计和国势清查工作，在理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是英国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马克思称他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但他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可能还在于数量方法的应用。在配第看来，科学意味着度量，他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运用逻辑推导与数量事实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了后来(1897年)马歇尔称为“不仅是数量的而且是数目的经济科学”一一“政治算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过：“经济学在能够用数字得出结论之前，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得到任何威信的。”(《从马克思到凯思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页109。)对于经济学，大概也只是对于经济学来说，数字和数量分析是重要的。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数量分析又怎样呢?

答案要看下面三种情况而定：(1)我们打算研究什么具体问题，(2)为了什么目的和(3)有什么样的资料?

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史，而是社会经济史，甚至是全部中国历史。目的是用历史事实，特别是政教文物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的史实来看是否对生产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在这些历史因素中，有的显然无法彼此区别，因而对之也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数量分析；有的在很长时期里停滞不变，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凭经验观察就能了然无遗，无需什么数量分析。至于比较单纯的经济史研究，数量分析的需要和可能就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料。

我国历史资料十分宏富，其中有数量分析可能的资料来源是各类图书、明清政府档案、民间各姓宗谱、房地产契据、商铺账册和各地祠庙碑文。宗谱等散在民间的资料，“文革”十年动乱中遭大量损毁，但也许仍能搜集到一些内容性质大体一致，可供统计分析的时间数列资料。

当然，经济事件只能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发生，所以我们这种数量分析不能背离时代历史来进行。我们的社会经济史还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为主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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