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为巩固新经济形态而采取的措施。再加上相当长的时期里指导思想上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的作用，以致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包括冲击经济的口号。所以建国后的一个阶段里，政治事件、政治运动频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研究这个阶段的经济史，不分析每一次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无法说清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也无从总结重大的经验教训。如果有人研究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周期，仅仅根据统计数字作纯经济的描述，从绝对数量来看，其所述周期或许是正确的。但这种周期的大部分主要是政治运动、政治事件造成的。因此，把这种周期说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与事物的本质相距甚远。研究经济周期等问题是必要的，但必须细心地、具体地分析出那些现象是政治运动或政治决策造成的后果。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下述的观点：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大，因而不具备作为经济史学研究选题的对象。对于经济史学来说，是不能跳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不能不研究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问题不在于回避，而在于要有一个与客观情况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其次，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用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观点，还是用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反作用于政治的观点研究经济史，从来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之一。前一种方法从经济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出发，揭示一些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另一些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不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揭示这两类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后一种方法从政治出发，先认定政治事件、政治运动都是必然的、合理的，对经济总是起着推动作用，把经济史作为政治史的后果。我们的研究应表明，那些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是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些违反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运动，是如何阻碍了经济发展的。从而使人们得出结论：要记住后面这类政治运动干扰、冲击经济建设的教训；想要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
    再次，要从研究经济历史的角度，对各类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分别对待。有的虽被习惯地称为政治运动，但实际内容是改变生产关系的经济斗争，或主要是经济内容但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如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城市民主改革运动，稍后的“五反”运动，它们改造或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有的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完成经济工作的任务，从而具有经济运动的色彩，如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是运动其形式，经济其实质，是不应列入政治运动之列的。以上这些“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可缺少的内容。有的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本身的性质属于政治思想领域的，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本身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些运动曾对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准确地说明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从中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只要分析这些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即可。
最后，必须区分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发生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状况。这是互有影响而又内容不同的两件事。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对经济影响最严重的一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本身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即1966～1976年的经济，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能不研究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既要分析“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又要全面分析这十年经济的变化，并说明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只有作出这种区分，才能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给予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五
 
    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处理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经济发展的对照关系，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采取的。将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与另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另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别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是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具体分析，探求其特殊性的重要方法。有比较才能看到同与异。才能有鉴别，才能找出变化和特点，经验和教训。如果不进行对比分析，就无从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科学研究的灵魂与目标，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要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就要把它和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对比。从认识特点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分析。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都用过比较分析方法，但成绩颇不理想。在这方面，既存在客观的困难，也有认识问题。
现在使用较多、成果较大的是纵向比较，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旧中国的经济对比，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在分析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某些时期，由于指导思想上出了偏差与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未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对比，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正确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些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必须坚持，进一步使之完善与准确。问题主要在横向比较方面。首先是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找出各地的优势与加速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经验。这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可惜很少人涉猎。其次是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这有利于认识中国的国情，从而有利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有些时期比某些国家快，比另一些国家慢；在某些时期比多数国家陕；在另一些时期则是慢；如此等等。通过分析，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和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要进行比较，无疑地必须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从可比性出发，有人认为只能与印度对比，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两国原来的处境差不多(一个是半殖民地，一个是殖民地)，又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有人认为只能与苏联比较，因为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一度大体相同，又都是大国。这两种观点中关于可比性因素的分析是对的。在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时，可以较多地与印度、苏联等国比较。但是，如果从上述可比因素的论证出发，得出只能与印度比，或只能与苏联比的结论，便是值得讨论的了。首先，无论是印度还是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既有可比的因素，也有不可比的因素，实际上，不可比因素远远超过可比因素。如果两者之间完全可比即完全相同，也就无所谓比较了。可比因素与不可比因素同时并存。存在不可比的一个方面，又存在可比的方面，正是进行比较的前提。其次，在比较研究中，进行比较的方面、角度、方法等等极为丰富。国民经济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是历史比较法，可比的角度、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历史比较法并不局限于同一时间发生的事进行比较，不同时间发生的同一类事，也可以进行比较。可以进行单项的比较，如比较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同哪个国家不能比呢?如比较钢铁产量从100万吨到400万吨所用的时间，可比的国家是很多的。如比较每人平均国民收入从20美元到300美元所用的时间，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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