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也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方面，许多研究者感到，我们对国外经济学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即当代中国经济的情况，特别是对其中的最新成果，了解不多，评价不够。实际上，国外正在兴起研究新中国经济的热潮，论著很多。他们的某些见解值得我们思考。他们使用的某些研究方法，特别是数量分析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二
 
  如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这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它与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经济学科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以研究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为前提，即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从动态中揭示经济运动的轨迹。这决定了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性，它的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学方法的特点，首先是动态分析方法的特点。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将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融为一体。历史学方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建国以来，经济政策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制订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些研究者因此把当时的文件、社论的词句依次串起来成为论著，便认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了。另一些研究者看到了经济政策先后不同，看到了它们的变化。他们不区分情况，一律认为，先一种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后一种政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去分析过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后果。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以下四点是必须明确的。
    首先，必须站在今天的高度去认识过去。或者说，必须以发展到当前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过去，必须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关系到怎样才算是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在地平线上出现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已作古，他们未曾见到这种经济，未曾对它作过分析或发表意见。因此，不可能搬来他们的现成结论一一根本不存在这种结论一一作我们的结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改造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同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迅速发展。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基于上述情况，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倡导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分析建国以来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的结论，即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十二大的文件、十二届三中全会与六中全会的文件、十三大的文件等等，其中主要是对许多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包括对过去一些问题的新的分析，补充和发展了《决议》的内容。我们在研究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时，是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中阐明的观点，去分析经济现象，衡量得失，判断是非。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明确，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直至今天，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获得这样一些认识，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工作实践过程。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一开始就有这些认识。分析经济史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将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过去，不能以今天的经济政策去套过去。获得这些认识之后，就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准之上，去考察过去的事物(顺带地说一句，这是历史的问题被不断重新研究、评价的原因，也是历史学既最为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原因)。例如，探究建国以来每一项经济工作的经济教训，就不能不看它对社会生产力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以及利或不利的大小。关于改革和开放，也应是这样的。在今天，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写197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的进程、成果与经验教训，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但仅仅反映这个阶段的改革与开放，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要以改革和开放的精神，改革和开放的眼光，去分析建国后的经济历史。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决议与文件正确解释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很显然，这不仅不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而是使我们的研究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
    其次，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几亿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付诸实践之前的经济政策。有的研究者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实施每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时，都论述过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订的。因此，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判断是非可以以当时的文献为准。根据这种看法，在撰写论著时，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财政经济的文献，以及制订这些文献的会议连贯解释下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经济史。表现在文字上，每一句话都以当时的文献作根据。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是真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实施这些经济政策时，进行论证和宣传，说它们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根据的，或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工作的需要。这种论证和宣传，代表着当时的认识水平。至于是否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则要看经济政策付诸实践后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政府根据这种实践的效果，补充或修正其经济政策，即是说，认识水平随着实践进程在不断地提高。据此，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上，才是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例如，人民公社，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劳动日、工分制等等，都曾被宣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实践却证明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它们已被历史证明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可能不研究这些经济政策文献。因为这些文献中，所包含的经济政策及经济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因社会化的大生产与日俱进，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全国空前统一，并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与纪律，实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运行模式，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是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可比拟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内容，不是这些文献所能全部概括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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