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民经济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采取国民经济史的方法，应是无疑的。每每遇到的、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未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部门研究史、地区研究史、专门经济史等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在整个经济史学科体系中，它是属于最高层次的。它研究的对象最广泛，综合性最强。这决定它的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部门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专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下文论述的，是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其一，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对外贸易史、金融史、财政史等流通和分配领域内部的经济史，会要涉及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不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因此，在它们的研究方法中，没有研究生产力的方法。国民经济史则不同。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我在1960年的一篇文章已说过，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如果不包括社会生产力，既不称其为国民经济，也不称其为一国经济的整体。一切经济工作，一切经济变革，是否必要，是否成功，要从对社会生产力起何种作用来判定。发展生产力，应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一个基本观点。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生产力现实水平与发展速度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中国过去30年、当前以及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立足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问题，不仅涉及它是否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关系到它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经济史学与政治经济学都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仅仅在于经济史学带上了一个“史”字，从而要按时间顺序叙述。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它们研究方法上更本质的区别、根源在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即经济史学的对象包括社会生产力，这里便产生国民经济史如何研究生产力的方法问题，其中包括从什么角度研究社会生产力，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哪些方面，采取什么方法去达到要研究的目的。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其选题，或是直接分析生产力的问题，如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等等；或者围绕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关问题，如社会经济计划、经济模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关系变动等等。总之，研究工作是以社会生产力为中轴展开的。我们深深地感到，由于多年来强调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不注意研究生产力，以致对经济史学应如何研究生产力这个问题，尚未积累起足够的、系统的经验。在这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民主德国的库钦斯基等人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其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考虑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只有从整体性出发，采取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予以综合研究，才能获得总体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这种方法要求，首先，必须研究经济结构的模式、经济体制等等属于国民经济整体性的问题。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开篇”，为什么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如，为什么后来采取集中计划型经济模式。其次，必须研究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形成过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或传统的背景，自然的与社会的环境。撇开了长期制约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便是不可理解的，更谈不上阐明中国特色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诸如，中国生产力的结构，经济地理与生态环境，人口增长规律与人口思想，等等。不了解点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想研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很困难的。再次，必须研究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经济活动，而不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即使研究了占中国人口总数90％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史，也是不够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是一种多民族的经济的统一体。不研究和叙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则不能成为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研究的是商业的变化，必然从建国时的商业状况开始。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理应从建国时工业状况人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包括各个经济部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它要阐明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是由那些经济部门构成的，以及各个经济部门是如何变化的。这种阐明，当然不能不按经济部门，分门别类地叙述，但又不能是各部门经济史简单的平列与相加。因为，国民经济是由各部门经济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种经济结构。整体大于各部分相加的总和。离开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分析与叙述，便不是国民经济史研究方法。各部门经济是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构成状况及其变化，是国民经济结构在不同时期变化与特征的表现。不分部门叙述与分析，整体便成了混沌物。离开对部门经济史的研究，也无所谓国民经济史的方法。其次，要阐明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如何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这里涉及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方法。一种是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再生产过程，物质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过程先后次序论述的方法。一种是按不同时期国民经济活动的带头部门、带头产业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即轻重次序论述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是可以在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上结合起来，互为补充。一部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谋篇布局，即叙述方法，以前一种方法为宜，至于从何处人手进行研究，则应考虑后一种方法。我们认为，按照建国前后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经济工作的重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则以从流通领域开始较为妥当。
四
 
    如何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者感到不好解决的困难问题之一。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研究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史都会遇到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严重地影响经济的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几乎是连续不断。这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遇到的特殊情况之一。对于这种情况，有的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受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影响太大，研究它，只有历史学的意义，而无经济学的意义。也有些研究者，全然不顾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把已经发生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周期情况，当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这两种认识与做法，都是想回避或“抽象掉”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当然，无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妥当的做法应是在研究过程中正确地处理这个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首先，应该认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特殊性。与以往各种社会比较，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层建筑对经济的作用要强得多。这与过渡时期存在“谁战胜谁”问题的特殊情况有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状况，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体与政体，与由有严密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有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或一届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贯彻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历史上几百年或几十年一见的政权更替的开始，而且是历史上几千年或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开始，而这次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又是私有制经济形态到公有制经济形态的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研究的，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初级阶段的时期。所以不仅有政权更替时期常见的为巩固新政权而产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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