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造偏重于微观方面，在宏观方面，虽然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兴建了象都江堰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使得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但总的说来，中国农业的不利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仍然是个“灾荒的国度”，其中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霜雪等等，无不对农业构成严重的威胁。古人统称之为“天灾”。以圩田为例，虽然圩田使得水稻种到了湖心，成为宋以后粮食增长点，以至于出现“江右产谷，全仗圩田”的说法[35]。但一些圩田只要“偶遇涨涝，皆沦巨浸。或将告西成，一经飙浪，终归水乡……究十岁之中，其有秋者不一二也。[36]”又如梯田，使得“山到崔嵬犹力耕”，但既为水田又往往缺水，“稍旱则水田不登”。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之下，人对环境的改造是难于达到理想状态的，其表现就是频繁的天灾降临。在天灾面前，中国人在积极改造环境，主张人定胜天的同时，更学会了适应环境。《齐民要术》中所说的“顺天时，量地利”，适应自然环境的成分要大于改造自然环境的成分。

适应环境，并不是简单地听天由命，靠天吃饭，而是在不改变现有环境的情况下，通过选择物种（包括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来适应不利的自然环境，进行农业生产。《吕氏春秋·任地》提出的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十大问题之首，“你能把渍水的洼地作成高起的垄吗？”这是从旱地作物的角度提出来，它要求人们去改变环境以适应作物的生长。但是选用适合的作物，在不改变渍水低洼的环境条件下也可以达到土地利用的目的。相传大禹治水时，就曾“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37]水稻适合于在水中生长，《孝经·援神契》：“汙、泉宜稻”。所以，选种水稻就可以在不改变现有低洼多水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达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讲到治水，无论是鲧的堵塞，还是禹的疏导，都是对于环境的一种改造，历史上否定鲧的堵塞，肯定禹的疏导，实际上禹在疏导的同时还有因势利导。“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每年黄河周期性的河水泛滥给两岸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但利用秋后水退所留下的淤滩，等到其泥干地裂之后，“布扫麦种于上”，也可以收到所谓“淤田之效”，[38]这实际上也是适应的结果。为了适应在泥上种麦的需要，古人还发明了一种适应泥上行走的橇。[39]

即使是经过一定改造的环境，也存在适应的问题。《齐民要术》提到北方经过开垦荒地，当年必须漫掷黍、穄，“明年，乃中为谷田”[40]；《王祯农书》将适宜的作物增加了脂麻、绿豆，并特别提到“今汉、沔、淮、颍上率多创开荒地，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盈溢仓箱速富者。”[41]又如涂田，“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42]适应的过程也是改造的过程，有时它甚至是改造的一个部分。以盐碱地为例，道光二十年（1840）山东《巨野县志》说：“碱地苦寒，惟苜蓿能暖地，不畏碱，先种苜蓿，岁夷其苗，食之。三年或四年后犁去其根，种五谷蔬果，无不发矣。”适应与改造相结合是治理盐碱地的良方。

改造环境可以完全服从自已的主观愿望，但要适应环境，则必须首先了解环境。《礼记·月令》说：“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这里指的是对土壤环境的了解，而明代马一龙则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踰力者，劳而无功。”把了解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放在首位，这与明代人对于气候的认识有关。在了解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再根据自然环境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加以利用，古人称为“土宜之法”。《周礼 ·大司徒》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焉。”土宜之法要求人们因土种植，而只有因土种植，才能取得好的收成。《吕氏春秋·适威》：“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百倍。”《说苑》：“山川汙泽，陵陆丘阜，五土之宜，圣王就其实，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苇、菅、蒯之用不乏。麻、麦、黍、梁亦不尽。”[43]《齐民要术》说：“山、泽有异宜。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这里说的是根据地势的高下，选择不同种类的作物。明清时期外来作物玉米、甘薯等的引进，也正是因为适应了山区、海涂等边缘地区农业发展的需要，才得以迅速的普及。

对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在对物种的选择，更多地还表现在于对品种的选择。中国传统农业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品种资源，以水稻品种为例，仅《授时通考》就记载了水稻品种3429个。这些品种资源大多是适应环境种植需要而出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旱地农业的成熟期，成熟的标志不光是以耕、耙、耱为核心的整地技术体系的形成，还应该包括与之相配套的旱地作物及其品种的出现。《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粟品种86个，其中14种“早熟、耐旱、熟早免虫”；二十四种，“穗皆有毛，耐风、免雀暴”；十种“晚熟，耐水”。[44]这里提到的旱、虫、风、雀、水等等，都是仅仅依靠耕作所不能解决的。

选择品种以适应环境，在稻作上更能得到充分的证明。宋人郭正祥在《田家四时》诗中说：“选种随土宜，播掷糯与粳 。”中国人选育出了“宜卑湿”的“奈肥”，抗寒性强的“冷水乌”、“乌口稻”，耐涝的“冷水红”、抗倒伏的“铁秆糯”、深水可种的“深水红”、高山可播的旱稻等。水稻品种对于稻作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初何承矩在河北沿边种稻。第一年因错用了南方的晚熟品种，在河北不能抽穗，“值霜不成”，第二年改用南方早稻品种，“是岁八月，稻熟”[45]。“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46]可见，在河北沿边种稻成功的主要因素不是耕作技术，而是水稻品种。同样，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当江淮两浙出现稍旱即水田不登的情况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兴修水利，而是引进一种成熟早、耐旱，高仰之地也种种植的水稻品种——占城稻。中国南方是水稻的主产区，作为水稻主产区的最大不利因素还不是干旱，而是水灾。水灾过后种植常规的稻种往往季节偏晚，于是便有了黄穋稻出现。黄穋稻是一个生育期很短（约90天）且耐水的品种，它能够在水灾过后（甚至是水灾到来之前）很短的有效生产期内完成自种到收的全过程，因此，它在长江中下游易受洪涝灾害的稻作区（主要是圩田地区）得到广泛的种植。[47]

土壤耕作和物种选用，以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两条并行不悖的腿。在开荒的同时，利用并引进了适应新开发地区种植的作物及品种，作为先锋作物；在兴修水利，发展耕作技术的同时，培育出了抗旱、耐水、耐涝品种；在加强田间管理的同时，积极发挥作物及其品种在抗虫、防鸟兽、耐瘠、耐肥、耐寒、抗倒伏等多方面的作用。作物及其品种的变化也可以反映中国农业的进步。品种且不必说，光是主要粮食的种类就经历了一个由粟变麦再到稻的过程。而这三次变化正好代表了三次大的农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第二次开始于秦汉，第三次则是唐宋。总之，全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适应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底限度。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
[1]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第9-16页。

[2] 宋正海，地理环境决定论应该彻底翻案的理论依据，边缘地带，学苑出版社，1999年，93--101。

[3] 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可参见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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