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同时，气候变迁对农业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15]普遍认为，气候的变迁不仅影响到动、植物的分布、农业牧业的分界、还影响到作物的种植制度，以及农作物的产量等等。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如何评估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

以气候变迁对于动、植物的分布的影响为例，我们认为，能够反映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布的变化应该是自然界自然分布着的动、植物，而并不是人工栽培和豢养的动、植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学者据以证明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布是不足为据的。如，有学者认为，汉、唐时期，长安城有柑桔和荔枝的种植，以此证明当时的气候处于温暖期。[16]

实际上历史长安柑桔种植并不是自然分布的结果，而是人工干预的结果。细加分析，我们也只能得出，汉唐长安城（笼统地说北方地区）气候依旧寒冷，至少没有变暖到可以种植柑桔和荔枝的地步。汉代长安的确曾引种过柑桔和荔枝。请注意是引种。既是引种就不是原产，柑桔和荔枝的原产在于江南。“后皇嘉树兮，桔来服兮，受命不迁兮，生南国兮。”这是战国时期屈原对桔树的颂词，战国时期属于人们所说的温暖期，但温暖的气候似乎并没有改变柑桔的分布。于是有汉代人曾试图通过人工干预来改变柑桔的分布，将柑桔从南方引种到北方。但汉代北方的气候显然没有温暖到可以露地栽培的地步，而只是在保护地进行栽培，具体说来是在上林苑中栽培。上林苑是皇家园林，它可以依靠皇权，不惜人力物力来制造小气候，以适应桔树的生长，汉时已有蔬菜温室栽培[17]，有人认为汉代长安在移栽荔枝时也采用了温室栽培，扶荔宫可能就是一处温室[18]，尽管如此，汉代长安城的荔枝移栽还是不成功的，经过多次移栽，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19]。唐代长安城的桔树也主要是种植于宫中。城市在气候学上的“热岛效应”可能对长安城的温度产生影响。唐代设有温汤监，专门负责利用温泉进行蔬菜瓜果的促进栽培，[20]唐代是否将此项技术用于宫中种桔不得可知，即便如此，也是很不成功的。仅有的150余颗果子，即被表为祥瑞，证明当时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移植柑橘的。[21]

有学者注意到，魏晋时期“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这一事实，以此来证明气候转冷所致的牧区南进和农区南退。[22]但是，这种将农牧区演变简单归结为气候转寒是片面的，因为牧区的南进实质是畜牧民族的南进，游牧民族进入到农区之后，由于他们还不能接受农业生产，因而只能沿袭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可是当他们逐渐了解了农业生产，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后，他们便放弃了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牧区又变成了农区。这种情况，就是在被称为温暖期的元初也是如此。蒙元入主中原之初，一度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地”，大片农田据为牧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便放弃了马背而成为农人。促使蒙古人弃牧营的不是气候而是文化。

理论上来说，气候的冷暖波动可能引起生长期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生物的产量。但与熟制的变化却没有直接的关系。生长期的延长固然为多熟制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要使多熟制变为现实，还必须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还要考虑土壤肥力等多种因素。从历史事实来看，虽然一般认为公元1000年前，以温暖期为主，以后以寒冷期为主，但多熟制的发展明显呈现后期胜过前期的趋势。前期虽然出现了土地连年种制，甚至有学者认为部分地区早就出现一年二熟制，但直到宋代以前，土地连种仍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耕作制度，更多采用的是休闲制，遑论多熟制。北魏均田令曾规定不少田地要定期休耕，隋唐时代休闲仍是恢复地力的一种方式，《杂说》：“每年一易，必莫频种。” 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当时气候条件不允许，而是因为当时还是相对地广人稀，在经济上没有实行多熟制的必要，同时肥料使用也不普遍，例如《齐民要术》论述主要粮食作物谷子时，没有只字提到“粪 ”，在大田作物中，只有在讲到种麻时说“地薄者粪之”，地力也使多熟制难以进行下去。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实行谷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以恢复地力。

要真正了解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必须正确地了解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状况及其农业发展的水平。比如，有学者就对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所引用的史料进行了再考证，部分地修订了对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的看法。[23]

三、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环境变迁是指在较长时期内，环境因素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缓慢的，渐进的，是数百年，上千年累积的结果。对于一个农人来说，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也会遇到一些年头有冷暖变化，影响到个别年头的农业丰歉，因此环境变迁对于他来说，影响是不大的。然而，即使不存在环境变迁，农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面临环境问题。

一是农业区域扩大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扩展，无论是山区向平原发展，还是平原向山区发展，无论是田尽而地，还是地尽而山，它们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同的，杂草、树木如何清除？丘陵、山地如何开发？沼泽、草滩如何利用？沙洲、海涂如何开垦？盐碱地如何改良？甚至于水面是否可以用来种庄稼？如何保持水土？这样的一些问题会不断地向他们提出，而最先要问到的是什么样的土壤适合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土壤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有肥沃、硗确的不同，但只要“治之得宜，皆可成就。”[24]即便是性质恶劣的土壤，只要“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沃者相似类也。”[25]这就为扩大耕地面积扫清了思想障碍。然而，人们在将土壤改造成适宜种植的农田以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历史上，中国人懂得用刀耕火种或火耕水耨来对付杂草、树木；用区田、梯田来开发丘陵、山地；用筑圩挡水来开发沼泽、草滩、沙洲、海涂；用淤灌治理盐碱地；用架田（葑田）进行水面种植等。中国农业区域就是在求解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过程中扩大的。

二是农业深入发展所引发的地力下降。几乎是从农业出现开始就面临着地力下降的问题。采用刀耕火种的畲田 ，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即使是采用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的农田，人们也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因此，如何维持并增进地力是农业发展中发展又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扩大耕地面积日益受限制，多熟制盛行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最初人们是通过休闲来恢复地力的，后来又学会了轮作，古人或称为改种。宋代在一些甘蔗产区就实行了“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的轮作办法，这是因为“蔗最困地力”[26]。有时轮作纯粹是为了恢复地力，如《齐民要术》中提到的谷与绿豆、小豆等的轮作，《开工开物》中提到的稻麦（肥田麦）轮作等，但使用最多的还是施肥。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多粪肥田”视为农夫众庶之事，认识到“地可使肥，亦可使棘”，到汉代便提出了“地力人助”的观点，南宋陈旉则明确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元代王祯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土地连年种植必然地力下降，“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27]”因此，宋元以后，肥料的来源、积制方法和肥料的种类都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发展。陈旉还从居处和农用建筑等角度来考虑田壤肥力的问题。书中有“居处之宜”一篇，讨论居住远近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并引用当时的俚谚说：“近家无瘦田，遥田不富人。”这在古农书中也可算做是绝无仅有的。地力衰竭曾经是农业史上困扰世界的难题，中国传统农学不仅提出了地力常新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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