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说："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我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虽然与其他国家有异，但恐怕也难以完全置身于这种世界史学研究的普遍状况之外。因此，在20世纪临近结束的今天，为促进中国史学在下一个世纪中取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必须对本世纪中国史研究中各种共识性的成说与通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和认真的总结。诸如"宋代革命"、"明清停滞"一类成说是否能够成立，都要经过认真检讨之后方可下结论。而这种检讨，不仅要从史料证据方面着手，而且也要从方法论方面着手。正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则都属方法论。在此意义上来说，方法论在史学研究中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刊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吴氏并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包括"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虽然有了正确的方法也未必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还会受现有资料的限制等），但若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有很好的资料，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对于发展我国新世纪的史学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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