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规范认识的始作俑者，对此我难以首肯。马克思本人曾特别申明，他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以及由此论证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4] 他还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他论及曾经控制英法农村织工的包买商的经营活动时指出“这个方法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并且在旧生产方式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他还特别提到，“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商业对那种生产方式的解体作用尤其微弱而缓慢。他还指出，在旧生产方式本身未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的”[15] 。可见马克思绝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商品化导致近代化”的。不过，的确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误解为具有与亚当·斯密类似甚至相同的观点。“小商品生产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之类的信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不知不觉地影响不少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因此，黄宗智教授批评的“马克思观点”，实际上是被误解了的“马克思观点”，而我认为他对这种观点本身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总之，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富有说服力和启迪力的，值得我们认真消化和吸取。我觉得，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精华，远未全都结晶于《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之中，在我看来，他的《中国农村的过密化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一书才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他的成果。特别是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两部力著中的研究成果。该书不仅表述十分精练，而且把理论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看到一位汇通中西学术，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独树一帜的学者，从扑朔迷离的史实和中外学界竞为轩轾的各家学说体系中，实际上在开拓出一条新的研究路线。其主要特点是：抛开“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商品化导致近代化”之类的“规范模式”，运用跨学科方法，特别是经济人类学方法，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劳动者单位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起伏消长，以此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是否真正有所发展的核心标志，并以此为基点，进而弄清诸如公民权利和规范法制等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际进程及其因果关系。我确信这是一条通向科学的阳关大道，在它的启导下，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势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注释

[1] 该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1991年7月出版的Modern China第17卷第3期，中译文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2] 王鏊：《震泽编》卷三《风俗》。
[3] 康熙《吴江县志》卷五。
[4]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
[5]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风俗》。
[6] 《同治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7] 参见布罗代尔：《文明和资本主义》（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Harper & Row Pub,）第1卷，1985年，第33、39页。
[8] 关于中国人口波动情况，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几次波动的峰值和谷底人口数，主要采用了葛剑雄教授的推算数。
[9]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0—155页。
[10]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11]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第55页。
[12] 见《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13] 我的初步性研究结果，参见拙著《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载《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处出版）。
[14] 马克思：《给维·依·查苏利奇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中文版，第19卷268页。
[15] 《资本论》第3卷，1975年中文版第366—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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