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在限定的耕地范围内密集的劳动投入超过极限，就导致边际劳动收益下降，并认为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业耕作在南宋时已接近极限，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是在小农普遍处于超极限的劳动密集投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称为“过密型商品化”，其特点是在有限劳动空间内以超密集的劳动投入弥补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求得勉强糊口的生存。超密集的劳动投入既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棉、纱、布、茶、桑蚕、甘蔗、果品等供应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小农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的商品生产，顾不上以赢利和扩充再生产资本为目的，只能以换取维持糊口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交纳货币租税的银两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经济作物和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增加，从而促进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但农民的单位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不会提高，糊口生活水平也难于改善。这就决定了商品化的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的现象长期并存、农业产量的明显增长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状态长期并存、城镇工业化的明显进展与农村停滞状态长期并存这三大“悖论现象”的存在，而且还决定了与之相关的另一“悖论现象”的存在，就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并存。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论证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足以支持这一论证的著述，不仅有黄宗智教授所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农村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68-1988》等力作，还有中外学者近年来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南方一些地区，呈现出小农经济过密化越强的迹象。如苏、淞、杭、嘉、湖地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之高，约居全国之冠。如吴县洞庭东西山一带农民，多“以蚕桑为务，地多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谓之蚕月，家闭户，不相往来。”[2] 在吴江县，“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3] 。该县“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4] 。如此高强度的密集劳动投入却仍然只能使小农家庭勉强维持糊口生活水平。如据时人记载，乾隆年间，吴锡“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月余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5] 又如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当地普遍兼事棉织的农民，以耕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罄”，只得靠棉织度日。[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密型商品化现象呢？黄宗智教授认为是“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必尽然。

在粗陋的小农生产技术条件下，无控制的自然人口增长，在中国和西欧都曾导致过周期性的人口与耕地比例的失调，但也曾多次由灾荒、战乱、瘟疫之类的残酷的“调节器”而达到新的平衡。在欧洲，1100-1350年的人口增长周期接近约7500万的峰值之时，1348年黑死病开始泛滥，到1450年使人口降到5500万左右，平均降幅约为30%，有些地区可能达到60%以上，接着出现了1450-1650年间长达200年的人口和产量并行增长周期，峰值人口约为1.5 亿。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农奴制的解体，英国自耕农的“黄金时代”和接踵而来的圈地高潮，资本主义的农场和手工工场的兴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进，尼德兰与英国革命的胜利，都发生在这个增长周期。继之而来的是1650-1750年的下降周期，但降幅不大。此后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不再有下降周期。[7] 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几次巨大的人口波动，据有关专家推算，中国人口到13世纪初约为1.2亿。1208-1234年，蒙古攻灭金、夏，原金、夏辖区内人口由5500-6000万降到1050万，减少4400万以上，减幅将近80%；到1279年南宋灭亡，损失人口约1000万以上。由此推算，从13世纪初到1279年，中国人口大约从1.2亿降到0.66亿，减幅达55%以上，到14世纪中叶（至正年间），人口可能渐升到0.85亿左右，也只是13世纪初的70%。接着是元明之际的战乱，到洪武14年（1381年），全境人口约0.6亿，只抵14世纪中叶的70%，13世纪中叶的50%。此后经过200多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到1600年（万历28年），人口约增到1.97亿，大概已接近于明代人口的峰值，此后又是明清之际的天灾和战乱，到顺治12年（1655年），估计人口为1.19亿，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退回到450年前的水平。又经过200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到道光30年（1850年），人口约增到4.3亿，这大概是清代人口的峰值。此后又是一系列的灾祸和战乱，包括太平军、捻军起义和清军的残酷镇压，到同治4年（1865年），人口约降到3.18亿，为峰值的73%，降幅约27%。[8] 

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人口波动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波动次数更多，波幅也更大。如果按人口剧减有助于恢复人口与耕地之间平衡的理论，明初人口较14世纪中叶剧减30%，较13世纪中叶少50%；清初人口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而在四川那样的地区，减幅甚至达80-90%[9] ；那么，至少明初、清初数十年间不会存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黄宗智教授着重研究过的鲁冀两省为例，1800年时，两省人口总计约5000万，人均耕地4亩；但明初人口总共才约700万，人均耕地近20亩。[10] 为什么在相对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也未能摆脱“过密化”的恶性循环呢？

黄宗智能教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提供了求解的线索：其一，他曾指出“人口压力也是通过阶级关系而及于贫农身上。……分配的不均，大大加重了人口因素对部分小农身上所施加的压力。”[11] 其二，他还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12] 把这两层含义联系起来，便可推导出这样一个思路：要摆脱“过密化”和“糊口经济”的困境，除需要缓解人口压力，还必须解决“分配不均”和剥削苛重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糊口之外有一定的剩余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进而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起步。这一思路对于摆脱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的确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尤为可贵的是，黄宗智教授不仅展示了这一思路，而且以他一系列深厚翔实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检验和验证他的理论推导和整个思路，这就使理论推导富有说服力和启迪力。

我本人在探究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悬殊的根本原因过程中，提出了有某些类似点的思路。我和我的同事从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西欧，特别是英国，率先实现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固然是众多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但其中一个不可替代的根本因素是，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农民的劳动所获，除了供自身消费和交纳租税外，一般说来拥有较同一时期的中国农民远为充裕的净余率，可投资于扩大再生产，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并能向市场提供较多的剩余农副产品，进而促进城市、市民阶级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中国农民却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糊口生存的困境，即使在“太平盛世”，处境好的农民也至多只有10%净余率，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也就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决定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民难以积累起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就不可能像西欧农民那样去促进根本性的社会变迁。不过，我们的研究还十分粗疏。黄宗智教授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成果，将有力地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13] 

黄宗智教授认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一样，都是“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商品化导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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