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宽阔和准确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经济的、社会的层面，亦有文化、精神的层面。因为人们作决定的过程是复杂的，一切单方面的解释都是简单化，所以我们分析问题也应当既有经济的分析，也有社会的分析，还要把他们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中去。该学科的这一特征，正如Gulbenkian委员会在《重构社会科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看起来，现在要做的不是要改变学科界限，而且要重构一种整合的历史社会科学，就历史问题而言，它不仅是那些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事情，而是一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就社会问题而言，它不只是那些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事，而是一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经济问题也绝不只是经济学家的范围（purview）。……总之，我们不相信有垄断的智慧，也不会有某种仅为特殊的人才拥有的知识。”[19] 

其三，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关注普通人长时段的日常生活，并以此观察和揭示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趋向，是经济-社会史的最重要特征。这既是方法，也是史观。经济-社会史吸收了相当一部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资源，后面二者都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虽然那样的关注又有所区别[20] 。经济-社会史重要发起人托尼早就明确提出，社会历史的重心是“那些由底层产生的更有意义的运动”（The more singnificant movement which spring from below），其核心是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的奇迹原因何在？布兰德、布朗、托尼等人都认为与“来自底层的历史”相关（History from below）。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精英，更是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长时段的生产生活进程，并试图揭示人们活动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这成为经济-社会史著作最鲜明的特征。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戴尔（Christopher Dyer）说，对我研究的中世纪而言，历史的目的是重构过去人们的生活经历。我认为，农民、工匠和其他劳动者更值得历史学家关注。他们远比特权阶层投入更多的精力，对社会变迁起了决定性作用。比如，没有来自农民的动力，中世纪经济的转型就不可能发生，而他们的行动在导致中古末期传统社会结构的终结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揭示他们的作用，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料及丰富的想象力，去透视他们的态度与思想过程。我发现我对这些人及其生存状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力於研究他们的住房、村庄、田地等方面的物质证据。[21]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庞兹（N•J•G•Pounds）主张，这个宽泛的学科主要应当考察长时段的经济与社会运动，尤其要研究这种运动的深层因素，我称之为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务”。这种研究可以像波纹一样向外伸展，永无止境的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22] 

经济-社会史作为一个学科，目前似乎还不能获得一般意义上的严格定义，其实，即使西方学者似乎也不尽一致，甚至言人人殊，而且在用词上往往也不大在意它与经济史的区别，在他们那里“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史”经常是混用的。经济-社会史仍然在形成中。当然，经济-社会史在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方面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同时，关于该学科的基本特征，例如提倡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互动；提倡与社会史的整合并主张“整体历史”研究；强调研究长时段普通人的生活等几方面，亦已达成广泛共识，从而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而异军突起，似也无可置疑。此三点，如上所言，仅供参考。

三、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下面，我们主要以英国为例，看看经济-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现状。

在英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调整，出现了一批经济-社会史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一大批颇有质量和影响的作品。在国际史学界久负盛名的英国《经济史评论》自70年代开始将其研究范围扩展到到社会史。正如瑞格雷（E.A. Wrigley）教授在1999年发表的“《经济史评论》过去50年回顾”一文所指出，翻阅该杂志第26卷以后的内容，选题明显发生变化，社会史的内容逐渐增多，如社会福利、家庭、女性、劳工、宗教信仰等。《经济史评论》日益成为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共同舞台，或者说成为一份经济-社会史杂志[23] 。接下来，《经济史评论》的一个标志性变化是，在1991年(第44卷)，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封面设计，首次在封面上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经济与社会史杂志”。英国经济史学会还将自己的目标明确定位于：“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史研究，建立从事该学科教学、研究工作者和学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并且进一步加强与“抱有同样目的的其他学术团体合作”。目前该学会除《经济史评论》外，其他重要的刊物还包括：《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新发现》（Recent Finding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与《经济与社会史领域中的女性》等。前者每年出版两期，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出版不定期丛书《经济史研究》，1974年起更名为《经济与社会史研究》（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995年起又更名为《新经济与社会史研究》（New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在近年面世的这套丛书中，有我们熟知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希尔顿（R.H.Hilton）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The Decline of Serfdom in Medieval England，1983，Macmillan），桑德森（Micheal Sanderson）的《1780-1870年英格兰的教育、经济变迁与社会》（Education,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al in England 1780-1870，1995，Cambridge），瑟斯克（Joan Thirsk）的《英格兰的农业区域与农业史》(Agriculture Regions and Agrarian History in England,1500-1750，1987，Macmillan)等。以“经济与社会史”为题的丛书还有其他多种。尽管2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J•W汤普逊写作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和比利时学者H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等，但经济-社会史学科在70年代正式形成后问世的、以经济-社会史命名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却有着崭新的内容与风格。如80年代出版的福林（Michael W.Flinn）《英国经济与社会史》（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1987），蒂普顿（Frank B.Tipton）《欧洲经济与社会史》（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1987），希尔（C.P.Hill）《英国经济与社会史》（Brita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700—1982，1985）。还有经济与社会史专题研究成果，如90年代出版的道顿（M.J.Daunton）的《进步与贫穷——英国经济与社会史》（Progress and Povert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700—1850，1995）。在法国，有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合著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以及莱昂主编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史》等，近年我国都有中译本问世（分别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版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可使我们对法国的情况窥之一斑。

从学科教育体系上看，经济-社会史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目前，英国的许多大学都设立了经济-社会史专业，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埃克斯特大学、莱切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约克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达拉姆大学、霍尔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利物浦大学、苏赛克斯大学、伦敦大学等。这些学校可培养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社会史专门人才。牛津大学每周举行一次经济-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并在英特网上定期公布研讨和讲座题目。从可查询的1997-2000年的研讨题目看，经济-社会史的探讨范围涉及经济发展；农业、工业、贸易与金融的变化；人口；国家社会政策；家庭及社会关系；女性问题；科学、生态史；习俗与信仰等各个方面。每个小学期都设有一个研讨主题，围绕主题每周安排一次讨论。例如，2000年1-3月设定的主题是“家庭的建立和解体”，每周一次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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