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了[10] 。

显然，那种认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变成了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的观点[11] ，受到质疑。奇波拉认为，应用逻辑—数学的分析方法考察物理世界使伽利略和牛顿革命获得成功，但它并不能解决生物世界和经济社会世界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类历史的因果关系问题。即使在计量史学家内部也对计量史学方法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失望。法国史学家拉杜里在80年代初一改60年代对计量方法的迷信心态，提醒人们：不要一味追求计量史学方法，以前推行这种方法是一种“偏向”。美国计量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保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应该承认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西方史学界认为，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西方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他们称之为“结婚”，成为所谓的“经济-社会史”，使得历史学家们写出了更有特色的文化史，社团史与民众史。Eric Kerridge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时空，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作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12] 

许多经济史学家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领域。“整体史观”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要不断开拓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当经济史研究达到高峰后，一些人自然要转向人口史、文化史、心态史，以及在新的逻辑和层次上转向政治史、法律史等。被称为大学近现代经济史奠基人的拉布鲁斯就是一个典型。如果说他学术生涯初期更注重经济史的话，那么他的晚期研究更注重社会史，所以拉布鲁斯研究的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如经济指数和经济制度，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他晚期作品和其他一些法国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一样，成为70年代经济-社会史复兴的前奏。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还表现在以往社会史的著作也开始容纳经济生活及经济分析的内容。如古贝尔的社会史著作《17至18世纪的勃维和勃维人》、巴埃雷尔的《15至18世纪下普罗旺斯乡村》和拉杜里的《15至18世纪的朗格多克农民》等，都表现了经济-社会史的学术风格。在法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拉布鲁斯这样解释了关于社会史学的研究观点：“一种新的社会史开始了，这种社会史与全新的经济史和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这种社会史的目标除了研究社会集团和它们之间关系外，还要研究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心态的关系”[13] 。显然，经济史和社会史正在演变为一种全新模式，它们相互衔接与交融，一个新学科即经济-社会史已逐渐成熟。 二、经济-社会史的主要特征

何谓经济-社会史，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英国是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发源地，我们翻阅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几乎所有著作，然而收获甚微，因为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著述颇丰，可学理性的阐述不多。为纪念英国经济史学会成立75周年，2001年出版了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笔谈文集《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14] ，该书扉页上的题辞是：“在本书，100多位历史学家表达了他们对该学科（经济-社会史）的热情与理解”，历史学家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在这里各抒己见，颇有启发性，虽然你又很难发现关于该学科性质系统性的概括与说明。就如同我们曾当面或通过信函请教数十位知名英国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史的定义所得到的印象一样。显然，经济-社会史在英国、在西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其定义是开放的。尽管如此，从他们丰厚的著述和零散的议论中，人们又可以体认到一种默契，一种对该学科相对广泛的共识。笔者试归纳有三：

其一，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英国格拉斯格大学的经济-社会史系（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成立于1957年，拥有60名专职研究和教学人员，是西方经济-社会史学术重镇之一。该校2001年网页上有一个“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条目，其中这样写道：“经济-社会史是一门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的学科。经济与社会变化的主题，包括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源泉，人口变化与迁徙，城乡关系的变化、休闲性质的变化以及城乡社会制度的变化。该专业属于历史学分支。……所研究社会变化的模式，不仅关系过去，而且关乎现实社会的形成”。显然，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也不是二者简单的叠加，而是两者在新基础上有选择和有侧重的结合。这种“联姻”克服了经济史和社会史在观察和解释历史中各自的局限和盲点，特别是克服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历史的解释力。历史表明，经济变化往往通过社会的基本制度来实现。国家、连同政治过程与法律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奠定了经济运行的变因，而经济运行又与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以及制约市场的各种游戏规则相适应。经济与社会互动的方法较传统的经济史或社会史要深刻得多。它在分析经济变迁时包括了非经济的变量，人们可以利用计量方法，但不限于某一种普遍模式，这样就为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互动提供了交合与创新的平台。爱丁堡大学经济-社会史高级讲师Martin Chick认为，经济史应当被经济-社会史替代。他说，经济史为何不能吸引公众？并不是公众不愿读历史，而是我们的课题过于狭窄，“我认为，历史、社会史与经济史要联手合作，经济史应当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研究，而不是那种选题狭隘的历史，这种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经济-社会史”。[15] 

二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往往从单一的经济增长或单纯的工业化程度来评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水平，而近20多年现代化评估则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因素，不仅包括经济指标，还包括教育水准、社会公平、预期寿命、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综合评价体系。这样的社会认识与实践无疑为经济-社会史学科的成长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二，整体的历史。以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为前提，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为实现“整体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手段。1960年代，经济史的低迷引起西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例如在英国曾为此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66-67年间就经济史发展方向进行了长期讨论,决定拓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史”学科。一些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拓宽历史学的运动”(campaign to enlarge history)，可见经济-社会史学科拓宽历史研究领域之功能。事实上，把历史划分为不同学科只是为了学术上的方便。我们忘记了，历史本身是不能这样分割的，学科细化会限制理解。托尼曾说：“经济史不能脱离宪政史和政治史来研究，这是常识。”屈维廉也说：“没有社会史，经济史就是无本之源，政治史也变得不可理解。”[16] A.J.睿德则更明确地指出，经济-社会史不意味更多地研究历史中某些特定的领域，尽管它确实这样做了，而是渴望发展一种将过去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方法，这离不开经济的方法和社会的方法。[17] 你也许仅研究一个具体领域，但仍然被经济-社会史所承认。借用John Donne的话来说，它不是一个小岛，它就是它的全部，而只是“大陆的一片”[18] ，是整体知识的一部分。所以，经济-社会史学科往往不是一块可以用明确界限与其他学科分割开来的领域，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相关学科的交汇点，唯此才会对历史上人们的经验有全面的理解。

显然，经济-社会史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理解形成历史上人们活动方式的一系列因素，它不一定得出一个绝对性的解释，但它能提供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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