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倍

相对于购买力和通信量的价格　　　　14032倍


资料来源：秦海：《信息网络的进步，需求与体制》，产业论坛，1999。5。26。


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９年，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净资产利润率连续７年保持在１１％以上，对全国工业利润的贡献率由第８位跃居行业第１位。在多数行业净资产利润率出现了较大下降的同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９０年代以来以年平均近３０％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中国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互联网用户1999年接近1000万，将进入整体赢利期，商业潜能得到真正释放，2003年超过1600万。除去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2000年有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我国网络的应用在高速度发展：计算机年增35％，1999年销售600万台，软硬件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互联网用户年增50％。2000年底，中国网通宽带高速互联网一期工程开通并投入试运营，标志中国信息业务从窄带发展到宽带。广电，中国电信，连通，网通的全国性宽带光纤网将基本成型，宽带网由骨干的宽带，和入户的宽带组成。现在大部分用户上网的电话线传输速率只有64K，接入宽带网需要大量投资，调制解调器，路由器可以自己生产，产生更多的增殖服务，如VOD视频点播，网上收看股评等直播节目，推广电子商务，上网速度大大提高。到二○○五年，中国的网络规模有可能达到世界首位，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六，信息服务业的增长率年均超过百分之三十。

我国手机用户已达６０００多万，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今后５～１０年，我国手机用户还将以每年１５％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将达到４亿户以上，届时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洋品牌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三分天下”将打破，科键、中信、海尔、康佳、波导、东信、厦华、ＴＣＬ、“熊猫”等国产手机正迅速崛起，其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2000年底将增至１５％。

中国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期将出现在2003－－－2004年，到2005年中国企业间的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1250亿美圆。亚洲的电子商务比美国慢18个月。

截止到１９９９年底，全球移动电话用户已超过４．５亿户。我国当年用户规模为４３２４万，仅次于美国、日本，位居全球第三。至２０００年６月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接近６０００万，年底有望达到７５００万，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移动电话用户大国。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仅有４．６％，与美、日发达国家３０－４０％的普及率差距很大。这表明移动电话在我国仍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年我国移电话用户数量及增长率保持５０％以上的速度大幅度增长，远高于世界移动通信市场２０％－２５％的增长率。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计划于２００３年左右提供商用，从开发及市场需求来看，有可能提前。2000年，我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自行开发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ＴＤ－ＳＣＤＭＡ已经被国际电联采纳，成为国际标准之一。该标准整合了话音或视频传输的对称电路交换业务和日益增长的非对称包交换业务（如移动互联网接入），同时支持高达４００的数据速率。仅从数据通信速率而言，第二代通信系统可以实现的最高数据速率为９．６Ｋｂｐｓ，速率较低；改进后数据通信速率可提高到单信道２１．４Ｋｂｐｓ。到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阶段，数据通信的速率低阶为１４４Ｋｂｐｓ，中间为３８４Ｋｂｐｓ，上阶为２Ｍｂｐｓ。据有关专家分析，实施这一中国开发的国际标准将要比其他第三代标准经济得多对中国ＧＳＭ运营商经济有效的平滑演进非常有益，并将改变我国移动通信设备被外国厂商垄断的局面。


第二，批判地吸收有关“新经济和全球化”的理论。

必须把握新经济的两重性，一方面把新经济看成是客观历史过程，去积极适应；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无批判无抵制的依附性战略，消极适应新经济。因为，新经济同时也是人为推动的主观创造过程，而主要推动者是美国。新经济的技术标准，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的；所谓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更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只要中国不想分裂，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就不能够在新经济问题上采取依附性发展战略。

所谓全球化理论，是被发达国家所歪曲了的。关键之一，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于全球化之外。比较利益理论是国际贸易的基本根据，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是，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他们出于私利，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现实，把“劳动力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作为假设理论前提，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基本区别。理论前提是假设的，又是现实中真实情况的反映，这不是真正的，平等的比较利益原则，而被发达国家单方面所禁止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所形成的一种国际贸易模式。国际商品贸易，只是比较利益的一种歪曲形式。

由于发达国家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只能外化为比较低的产品成本，然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由来，如果允许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去美国打工，中国就不会有对美贸易顺差。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教育优势，同样以物化形式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但是遇到了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办法就是极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则采取直接投资，将自己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只要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的比较利益，就只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来，否则就无法直接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真正的平等规则，应该是同时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打工，此时，国际经济学就要改写，中国则会成为最为拥护“国际化”的国家。


第三，非常重视独立发展战略产业。

如果比较利益理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歪曲，那么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所得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政策，就更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来说，我们不能够指望美国帮助和救济，不能指望和美国合作得到尖端高科技。我们不可能象墨西哥那样，实行美圆化，给美国当附庸国。（即使我们想当，美国人也不一定要）。俄罗斯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我国应该讲求动态的比较利益，扶植自己的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扩张。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将使国内许多行业获得改造，并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政府的压力非常大，必须承接大批下岗工人，并为农村数亿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应该破除“以市场换技术”的迷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引进关键和基础技术，而且这个“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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