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刘福刚也指出，“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它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一方面承载着农村发展的重担，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经济冲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9亿，而且从全国来看，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出路在于县域经济，它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出口。”刘福刚说。  
　　1、找不着“北”？  
　　县域经济本来具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越来越迷失方向。和L县面临的情况一样，许多县城对自己的发展定位模糊，有撤县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发展卫星城的，有盲目地扩大城区面积，一味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甚至机械地借鉴其他县域发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反而导致了发展的落后、资源的浪费。这种夹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中间的经济板块，它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  
　　L县似乎还在“瞄准”。  
　　田老板说：“现在，我们县没有一个工厂，原有的几个工厂都已经倒闭，无一‘幸存’。  
　　乡镇企业更是糟糕。仅有的几个工厂，也都是民营的。”  
　　老李也表示：“现在，不知种什么能赚钱。整个县的农业没有特色，没有规模，难以成气候。”  
　　目前来讲，也许L县的困惑正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惑，而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1980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1990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03年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中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2、城市化的诱惑  
　　“郡县治，天下安。” 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惟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５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 　　刘福刚说：“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对本县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和全局的关系。县域经济的定位一定要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跳出县域，从别人的眼光、从市场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县情况自我定位。”  
　　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扰，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得到的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  
　　其实，市场经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谁能够率先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平等、竞争、效率”的市场经济观念，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配套改革，实施阳光政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营造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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