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没有改善。
关于我们的汽车工业,目前不论学界、产业界还是管理部门,多陶醉于“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汽车界在长期高关税保护和“市场换技术”方针指导下,各骨干厂分散和德、法、美、日跨国公司合资,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商战的“马前卒”。若大个中国市场,培养不出一个能占领像样的市场份额的中国品牌,多年来是“国产洋车”的天下。其结果,国家产业整合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又限制了自主技术开发、打造国产轿车品牌的能力。在各骨干合资企业,我们失去了技术开发能力,被动跟进,不得不付出高额品牌费,求外国老板提供新品牌。“普桑”在中国卖了10多年,在德国早已淘汰。引进“帕撒特”品牌,大众母公司要价1亿美元。我们的民族品牌车,只有在国内市场“打游击”的份。这就是我国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国际化”的榜样。
看看我们的东邻韩国,他们的汽车工业比我们晚上10年,原来也是一片空白。先从合资起步,以振兴民族工业、争国际市场为目标,走“引进技术-消化-自主创新”的技术自主路线,十几年后甩掉合资伙伴,20多年成长为汽车大国,“民族”品牌挑战日本美国。相比之下,我们在引进方针、国家保护、产业技术进步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不是值得好好检讨一下,引以为鉴,以免让其他产业重蹈覆辙呢?
韩国是美国的“小兄弟”,但他们坚持走引进消化创新、振兴民族产业的路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汽车工业近年来遭到挫折,在企业经营策略和产业政策方面,都可能有失误之处。这种失败,不能简单归结为“违反比较优势规律”。我们是大国,自主发展民族产业,条件比韩国好得多,也曾有自己的成功经验,更不应该把经济现代化的希望建立在洋人身上。
总之,如果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下,对自己的产业振兴,没有全局性、战略性的考虑,单纯把产业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靠“合资”形式引进上,我们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就会被不同的跨国公司根据各自的需要分别整合,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产业,就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机会,我们的技术进步,永远只能被动地仰跨国公司鼻息,就会被长期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底层。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就会落空。
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程不时先生说:“知识产权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成为无价之宝。我国在1980~1990年代想要分享国外(航空工业)的知识产权,还以为只要出钱就可以称老大,结果在长期的谈判中守不住阵脚节节后退,经过代价极大的长期谈判,最后外方告诉中方说,你们那点钱,要想分享知识产权买入场券都不够,使这项计划遭到颠复性的失败。”[19]
国际技术合作是讲究对等的,合作双方相互看重的是对方独有的知识产权和经验(KnowHow)。你没有自己的东西,那就休想换得别人的核心技术。我们半导体芯片的合资厂开了不少了,现在去打听一下,除了自己原有的科研院所,有几个厂的中方人员,有了自主设计工艺的能力?说一千道一万,核心的技术能力、自己的知识产权,不是靠合资拿得来的,也不是靠花钱买得来的。还是要靠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科研机构中国的科研人员,自己去探索,下苦功夫、笨功夫,才能得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科研力量的增长是学到的、通过艰苦实践积累的,而不是买得到的。靠外国人是靠不住的。
笔者没有否定开放政策的意思,而是要强调:我们不能天真地把自己的强国梦寄托在洋人的“慷慨”和“善良”上。开放是手段和策略,开放要服从我们的最终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开放不是硬道理,开放是服从于发展这个“硬道理”的。要把“强国梦”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开放如何促进改革?
我们的改革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社会支持和动力,“顿兵于坚城之下,将困兵疲”。利用外资来改造国有企业,进入重要的社会服务业,对企业机制转换、打破行业垄断,推动市场化的形成,当然会有好处。这也是“入世”的一个经典性理由。
“合资促进国有企业机制转换”。通过合资形式改造国有企业,既可以把“不争气”的国企包袱甩给跨国公司,又可以一步到位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这种思路,是当前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艰难、国有资产流失难以遏制的现状的反映。“利用外力推进体改”的思路,当然有它一定的价值。
但是,有一得必有一失,“以开放促进改革”和“以市场换技术”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家产业政策的选择空间,将被大大削弱。市场化是形成了,民族产业也被人家吃掉了。这个市场化,是失去了民族个性的市场化,是被锁定在跨国公司依附地位的市场化,也就是拉美式的市场化。
我们多年艰苦奋斗积累的家当,如果都按这种“破罐破摔”的思路,把控制权出让给跨国公司,权衡得失,对国家来说是赚是赔?经济大权的“旁落”,对我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调控的能力会有什么影响,需要认真考虑。
关于规范市场:1999—2000年,全国最开放的上海,对外地生产的轿车设置障碍(对非上海生产的轿车限制发牌照或收取高额牌照费),引发湖北对“桑塔那”轿车的“报复”行为。此事一度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两家合资的企业,依仗各自地方政府后台,打起了“贸易战”。最后还要中央政府出面调解,各打50大板了事。这可算作地方之间划地为牢的经典案例,是中国汽车业的大笑话。以致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应该先成立“NTO”。人们不禁会问:“大众”、“雪铁龙”都是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是最讲“自由竞争、市场规则”的,而且这还不是一家垄断,是两家跨国公司的竞争,怎么一到中国,就心甘情愿遵照“土政策”,不讲“公平竞争”、“开放市场”了?
在“市场原则”和实际利益之间,跨国公司显然更注重现实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跨国公司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帮助我们“推进体改”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到中国当然要依靠地方最有势力的行政力量。入乡随俗,市场经济的甜头要吃,“计划经济”的甜头也要吃。
20余年的经济转轨,部门和地方分割、以邻为壑的痼疾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这与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度有关,也与我国商业传统过分讲究“人脉关系”,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附的商业文化有关。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群落。但外商插手,就多了一个因素,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动而“自然”形成的,就很可能是“列强”插手、“军阀割据”在经济领域的再现。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其他行业如何,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我们的轿车工业的绝大部分已经合资,中方名义上有50%以上的股权,但外方毕竟有了相当的发言权。面对即将加入WTO,政府于前两年几次发布通告表示要全行业整合,但没有下文。有外资牵制,行业整合谈何容易?
这么多汽车合资企业,其中经营机制转换了多少,无法说清楚,至少在定价机制上没有和国际接轨(事实上,据业内人士反映,我国合资的汽车企业,其内部管理还远谈不上和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过分强调合资,合资企业制度与地方部门分割结合起来,对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假定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比汽车更重要的战略性产业部门,情况又将如何?权衡利弊,孰轻孰重,需要认真考虑。
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胳膊肘向外拐的外资优惠政策
我国在开放初期,为了消除外商对大陆投资环境的疑虑而制定的许多优惠政策,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政策”和“非国民待遇”。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目标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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