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间缺乏制约机制而引起的制度障碍。如农村的统筹提留制度、资源分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等等。

    7、非制度因素的隐性制约。在农业制度创新中，非制度因素，包括小农意识、计划经济观念、对土地的依念、对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的严重依赖等等，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阻碍着制度创新的进程。这也是当前形成制度创新障碍的根源。
此外，市场环境的恶化与可选择的组织资源奇缺也是农业制度障碍的重要原因。

    前一轮农业制度变迁的局限和对新一轮农业制度消极影响表明，农业为单独一项或几项制度安排改的策略革已经到了尽头，在其他制度结构和整个制度环境没有出现突破的情况下，单单一项或几项制度变迁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率为零的状态，当前必须对前一轮农业制度变迁的策略进行整体创新和重大调整，即必须对其动大手术，从产权、组织、激励约束制度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从渐进式的“包围”战略转向较为关键的“攻坚战”；从过去主要突破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由单项改革转到整个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的变革。

    四、调整农业改革策略，掀起新一轮制度创新

    当前制度安排的主要缺陷是制度供给不均衡，核心体制进入了“体制锁定”状态、改革表现出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面对这样的制度环境，当前农业制度变迁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改革策略，掀起新一轮制度创新。

    （一）新一轮农业制度创新的原则

    1、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度性制度变迁转变。一是因为当前的制度创新已从外围进入了核心，从“浅水区”进入了“深水区”，单靠农民的自发摸索难以突破制度瓶颈。二是改革已从单项突破到了整体调整的阶段，必须要政府对改革作出整体规划，统一布置，否则单兵突进难以有大的作为。三是利益集团势力比较大、没有政府的支持，强制推进，单靠以农民为创新主体的努力，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根本无法打破。所以在改革的动因上，只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

    2、从增量调整和边际革命转向存量变革。再象改革开放初期的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进行小打小敲式的增量调整，或在核心制度的外围增加一点新的制度的边际革命根本无法满足新一轮制度创新的要求，只有对既有的制度存量进行革命性的调整、创新，才有可能突破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桎梏。如农村地权制度、农村农村财税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等等。

    3、从以社会和政治稳定为首要目标向以社会政治目标和经济效益的目标函数的极值最大化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农业制度创新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种制度创新大多以社会政治稳定为首要目标，这就使制度创新套上了较多的约束条件，制度效率不能尽可能多的发挥。新一轮制度创新必须把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效率有机的结合起来，要充分考虑制度的经济效率，使两者目标函数的极值最大。因为没有经济效率的稳定是脆弱的稳定，稳定不能持久，只有建立在效率高的基础上的稳定才是最有把握的稳定。

    4、从过去片面依赖制度的调整来推动创新向依靠制度变革与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创新转变。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农业制度大创新主要是通过制度的调整拉动的，但是随着制度改革的逐步到位，单靠制度的调整来推动制度创新难以有大的作为，还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为制度创新提供机会、空间和动力源，只有把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结合起来，当前的制度瓶颈才会彻底根除。

    （二）新一办农业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如果说前一轮农业制度创新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有着强烈的依赖，也就是说初始的制度决定了前一轮制度创新的路径，从而导致了某些制度严重短缺和制度执行的严重失范。那么即将拉开的新一轮制度创新，其初始制度的选择必须摆脱当前制度的缺陷，吸取其优秀的部分，另辟蹊径。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新路径的选择必须以市场经济作为大背景（前一轮改革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改革的大背景），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二是新路径的选择必须体现制度的经济效率，把经济效率放在重要的位置。三是新路径必须设置动态修正机制，不断矫正路径偏差，避免再度出现“体制锁定”，使创新其沿着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目标前进。

    （三）新一轮农业制度创新的措施

    1、打破意识形态刚性，冲破意识形态的理念结构。政府的“非农偏好”和“以农补工”的各项制度在工业化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当前进入工业化中期，农业由资源约束型转向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形势下，依然沿袭原有意识形态，如果还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理念结构，制度创新又会出现新的“体制锁定”。因此，必须打破制度的非农偏好与“以农补工”的理念而构架的低效率制度，重构在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工业化中期的农业制度及逻辑基础。

    2、引入外部力量，突破“体制锁定”。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要扭转“路径依赖”和突出原有“体制锁定”状态，必须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当前农业制度创新要依靠政府、城市工商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外资来突破原有路径依赖和体制锁定。

    3、重塑制度创新的主体。前面已经分析了，在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由于任务艰巨和阻力太大，单单依靠农民自发创新，力度太小。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指导才能突破。因此，要改变过去那种以农民为创新主体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以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因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从整体上设计制度，突破已有的“制度锁定”。而且也只有政府才可能站在公众的立场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和改革成本的分摊。

    4、强化监督约束制度的创新，尽力减少制度执行的失范行为。当前出现制度瓶颈与制度执行失范和制度间的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一是要强化制度间的相互配合，即改革要综合进行，在主要制度创新的同时，配套制度的改革要同步进行，避免相关制度之间缺乏制约机制。二是对制度执行失范要严厉打击，避免象前一轮制度创新一样，因制度执行失范而引起各种制度相继执行失范的“示范效应”。

    5、创新成本由各级政府、部门和农民共同分摊。过去因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变迁的成本基本上实现了创新主体（即农民）内部化了。因为当时制度变迁的效率较高，农民承担改革成本也不会影响其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当前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民的处境比较艰难，如果创新成本全部由农民承担，创新必然不会得到占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而导致创新失败。因此，如果制度涉及到了多个受益主体，创新成本应在多个主体中均衡分摊。如果只涉及农民本身，则国家要与农民共同分摊。时机成熟后要适时引导“以工补农”，把改革成本由农业内部向外转移。要杜绝把城市工商业的改革成本向农业、农村、农民转移。
 主要参考文献：

    1、罗必良、温思美、林家宏主编 《市场化进程中的组织制度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

    2、陈波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999年《经济评论》第5期；

    3、张道根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基本特征与趋势性方向》 1998年《上海经济研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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