碍，再向核心制度突破，如土地制度，先解决使用权、再逐步解决分配权、最后再解决财产权和继承权的问题，由易到难，逐步推进。二是在具体的制度上，一般都采用先试点、摸索积累经验，再在大面上推广，以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造成重大的损失，同时试点可以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三是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先保证政治的稳定，也就是先保证决策者自己的稳定，即保证决策者的政治方向的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过程中按经济发展的需要程度，有选择进行政治改革，如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能说不是一种政治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根据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进行的改革。

    8、在改革的动因上，内部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交替作用。农业改革的动因在不同的阶段有差异。在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条件下，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困难的，这也不难理解1979年以前局部地区包产到户的实践，总是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但是一旦农民群众不惜冒“坐牢”的风险强烈地要求改变现有制度安排时，制度创新的强烈需求就不能用正常的制度更替来进行了。从制度的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是由中国农民首先拉开的，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   的农民为摆脱贫困善，首先打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探索出包产到级和小宗田间管理负责人的办法，开始打破“人民公社制”的坚冰之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在这个新的制度安排所创造出的巨大利益面前，中国部分领导人看到了新制度中蕴涵的巨大生产力。因此，安徽、四川省有意识地维持并积极推进了新制度。中国的制度创新由部分农民自发的诱致性变迁而变成局部地区的自觉性变迁。来自安徽、四川等省社会基层组织的创新行为，反映了体制的利益之大以至大于人们为此而冒的风险（制度变迁主体的成本），因而人们自发地开始了创新的过程。而当制度创新的收益被中国的经济决策层面所深刻理解后，制度变迁转变成为对中国整体而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部分地区而言反而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了。由于农民具有“天然经济理性”的，一旦他们发现新制度的收益远远大于旧体制转换成本时，旧的“无形制度”的束缚开始减弱，“意识形态”成本减小，强制性的变迁转化为诱致性变迁，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又演变成为自下而上要求的革新。

    从改革的后期来看，外部强制性特征比较明显，因为生存问题解决后，农民的改革压力和动力趋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速度和力度放慢，但是改革任务仍没有完成，许多配套改革如农产品流通体制、农村经济组织等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许多部门的利益，阻力相当大，必须依靠政府来强制推进。90年以后，农业改革实际上是以强制性变迁开始而又转化为诱致性变迁，之后两种性质的变迁不断交替往复的过程。可见，改革动因的交替作用。也是我国农业改革的主要经验。
 二、农业经济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
农业经济制度变迁的特征，实际上勾勒出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模式。20多年来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初步证明，无论从经济总量增长、结构调整，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还是经济体制的演进，这种改革路径、模式和策略的选择都是特定制度环境条件下改革成本最低推进最稳、效率最高的一种选择。

    （一）农业经济制度变迁的优点

    1、具有坚实的组织保障机制，改革的速度和路径有可控性。依托既有经济组织推进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改革的磨擦阻力，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低成本地利用传统组织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法制与信用关系较为淡漠，个体的随能力较低，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足和农民素质较低的国家，只有依托已形成并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避免大的波动震荡，有效地控控制改革的速度，把握改革的方向。在原有组织的牵引、推动下，各级组织均致力于抢占改革与政策变化的先发性优势，创造出多样化的制度变迁模式，推动组织制度变迁，带动改革不断深化。

    2、具有自动的稳定功能，改革震动效应在预期内。由于改革采取的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政治体制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增量改革、边际革命的方式，而且是试错式的改革，这就保证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原有的利益集团和经济改革决策者保持稳定。而要求改革的农民因是改革的推动者，自动有一种要求改革、社会稳定的心态。由于改革决策者的稳定、改革队伍和改革主体的稳定，既使是试错式的改革，也足以把改革的负效应充分估计到，改革的损失能够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不致因改革而影响社会稳定、也不致因改革措施的出台而使改革局面失控。

    3、具有内在的优化演进机制和广泛的决策修正机制，降低了决策失误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民是改革的主体，无论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当前的承包经营制，都是农民内在需要，是农民用实践对既定土地制度的冲击，正是这种逐利的驱动机制推动土地关系的逐步成熟和完善，，这种动力不是外部强加的。当然这种内在优化演奏进的动态弹性机制与宽松的环境和-实事求是、尊重土地内在规律的政府制度供给是密不可分的，两种力量的“搏弈”使优化演奏进机制具有很强的兼容 性、开放性和现实性。

    4、激励机制持久起作用，保证源源不断的改革动力。由于改革是以农民的创新主导，农民成为获得了先发性收益，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对特定改革措施集合的需求，产生了普遍的谋求改革行为和普遍的改革“饥渴症”现象。只要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改革方案一出台，就会在不同部门、地区中普遍出现“仿效效应”和改革受益者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在当前制度创新的效率已经释放得差不了，制度对经济增长、制度对农民的收入增长的贡献已经大大减少了，而新的技术创新又没有重大突破的时候，不管是地方决策者、还是广大农民都有一种追求新制度、盼望新制度的愿望。

    5、改革收益外溢性和改革主体的受益性，保证了改革的不可逆性。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情况下，进行增量调整和边际革命，这种改革方式不仅使改革主体----农民受益，也使农产品的消费者受益；不仅使改革的决策者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性利益，而且使改革者的政治绩效倍增；不仅使改革者得到好处，也使不改革者或改革的抵触者也能得到好处，如对改革比较消极的官员因农民对改革的推动，他也能从农民的改革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改革收益的外溢性和改革主体的广泛受益性使农业制度的变迁具有不可逆性，即农民从新制度安排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农民回到旧制度的冲动。

    (二）农业经济制度变迁的局限性
虽然农业变迁的总体模式是成功的，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但是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的看，每一种选择不可能尽善尽美，这种改革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1、改革难以彻底，即核心制度难以突破。一是农民为改革主体，当改革触及到其他集团的利益时，就会受到反对，而使改革难以进一步推进。二是改革是需求诱致性的，这就决定了国家强制性制度供给不足。三是增量调整和边际革命的改革方式就是在保留核心制度基础上进行体制外革命，核心制度当然难以突破。

    2、改革时间较长。一是因为是渐进式改革决定了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二是需求诱致性改革表明制度的供给是在有需求时就会有制度供给，这种制度供给比较被动，而且需求与供给之间有一很长的时滞期，这也决定了农业改革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三是试错式、边干边学式的改革决定了许多制度的安排要经过多次试用，各种不制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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