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这个问题，从1973年开始，挪威政府实施向农业部门投资倾斜政策，当年向农业投资29亿克朗（挪威货币单位），而向其它产业总投资只有19亿克朗。1977～1985年间，每年向农业投资维持在79～93亿克朗，而向其它产业的总投资仅20～40亿克朗。通过大量增加向农业的投资，很好地解决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实施向相对不发达的北部挪威倾斜的“北挪威发展计划”，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001年，挪威城乡居民的户均收入尽管随城市规模不同有所差别，其中居住在2000人以下的社区居民平均家庭收入为256900克朗，5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户均年收入为316900克朗，两者相差23％。而最高收入的东挪威地区与相对低收入的北挪威地区的家庭平均收入为314300克朗和287400克朗，城乡、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别并不大，再综合教育、卫生、福利等指标测算，人文发展指数居世界第二位，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

　　韩国是后发国家实施工业化成功的典范。在推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同样有过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1962～196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的工业增长速度为7.8％，农业为5.3％，1967～1971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增长速度为10.5％，农业只有2.5％，增长速度之差由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1962年农户年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1970年下降到61％，其中67％（经营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户年平均收入不到城市居民的50％。针对工农发展失衡问题，韩国政府于1970年启动了“新村运动”，强调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并且将工农业均衡发展和农业开发作为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纳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新村运动”一方面通过农民以“勤勉、自助、合作”精神，依靠自身力量建设新农村；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巨资，在1971～1978年财政预算中，农村开发费用增加7.8倍，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合计增加82倍。支持修建包括农村用水系统、扩大农村供电系统和网络、改建村庄、扩建乡村道路，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良好环境。城乡居民户均收入差别，1965～1969年均城市增长14.6％，农村增长3.5％，而1970～1979年城市增长4.6％，农村增长9.5％。1970年农民人均收入约137美元，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约649美元，年均递增18.9％。

　　当然，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为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出的政府行为选择，其动因是不同的。美国1933年出台《农业调整法》，确定对农民收入的价格支持政策的背景，主要源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为避免几百万农民遭遇破产的威胁。而日本1961年出台《农业基本法》，缩小工农收入差别的目标设置，主要源于在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差距也曾有过3∶1左右的严重失衡，曾经引发国民严重不安，但是，认真总结各国政府行为选择，无论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为避免城乡、工农、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而进行的主动行动，抑或是基于克服经济危机的被动选择，在工业化中后期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达国家对农业和农民无一不是予以了高度重视的。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取向，构成了政府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机制的内核。梳理各国政府行为，可概括出3个基本特点。

　　1.阶段性。如果以美国1933年出台《农业调整法》，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克服市场经济缺陷，对农业实施保护，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行为选择为标志，国家干预农民收入的政策实施已持续几十年。各国政府行为选择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全球农产品贸易规则尚不完善的早期经济发展阶段，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价格支持为主的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一方面要平抑各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以应对境外农产品进口冲击。而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改善，特别是在WTO 规则框架下，既要遵守共同的农业协议，又要维护本国农民利益，确保农民不因为面对更多的竞争者收入有所降低，各国政府又适时地将价格支持政策，调整为对生产、贸易不产生扭曲影响的直接收入支付政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政策调整无不如此。但是，尽管不同时期，政策的重点不同，支持和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维护城乡居民收入的平衡，始终是发达国家政府行为选择的基础。

　　2.多样性。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各国政府的行为选择同样表现出多样性特征。这种多样性按性质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其一是对农民收入直接发生作用的政策，包括早期的价格支持政策以及现阶段应用更多的收入直接支付政策等，都是强调增加农民所得，抑制或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二是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创造农民增收外部环境的政策，包括挪威的非均衡区域发展计划，韩国的“新村运动”以及日本对山区农民的特殊支持政策等。其三是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包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政策等。主要目的是减少农民，扩大农民在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容量，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不同的政策选择，解决问题的重点不同，构成了不同国家完整的农民收入政策框架，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收入不断增加。

　　3.主导性。克服和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离开了政府有意识的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会自动弥合工农、城乡之间由于生产效率不同产生的收入差距。同样，尽管在工业化进程中，出于对农业和农民的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包括慈善团体和一些企业，也会倾向于支持农业，关注农民收入。但不容置疑的是，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行为选择作用巨大。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或延续的时间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弥合还是扩张这种差距。应该讲，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美国用了近70年时间，使工农收入达到平衡，日本在仅仅20多年时间内，使农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都是政府行为选择的结果。以OECD国家为例，农民收入中来自政府直接支出部分，尽管由1986～1988年平均39％下降到1998～2000年的35％，但现阶段仍构成农民收入的较大部分。日本农民收入中政府支付达63％，而韩国高达66％。事实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多年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致力于启动庞大的公共开支，保护农业，支持农民收入增长，使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变得微不足道，社会公平程度很高。特别是北欧诸国，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2002年在挪威表现为0.258，瑞典为0.225，芬兰为0.256，均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

　　各国对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阶段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特征，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府行为选择，具有极端重要性。后发国家可以从中得到足够的启示。其一，在工业化进程中，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工农、城乡、区域的平衡发展，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在长时期内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固然是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但一个好的或坏的经济制度和政府行为，则可以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其向有效率或无效率的方向演变。政府行为选择决定的再分配体制，直接影响扩张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稳定程度。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进而追寻社会稳定发展。换言之，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行为选择具有主导性作用。创造农民收入增长的良好环境，政府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二，政府要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处理好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性要求，特别是在经济周期的高速增长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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