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述第三类资源供求，特别是可能产生的“短缺”危机问题。

　　所以，所谓资源“短缺”，归根结底是价格现象，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某种可以普遍利用的工业资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价格调节供求的？第二，社会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资源价格变动（通常是向上的浮动）冲击？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制约的，例如，往往是由于社会不能承受资源价格的过大变动冲击，所以不能让市场价格不受任何限制和干预地发挥供求调节作用；或者是相对于社会所能承受的价格水平某种资源供不应求了。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工业制成品通常不会发生普遍性“短缺”，而资源产品供应则有可能发生普遍性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方面，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供给弹性大，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小；另一方面，社会对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没有不可容忍的价格浮动界限。而对于普遍利用的资源性产品，社会的价格敏感性都很高，具有明显的价格浮动（通常是价格上涨的）容忍限度。

　　超越这一限度，社会将以种种方式进行干预或限制。

　　3.解决资源问题的难点是中国经济的价格承受力弱

　　某种工业资源物质属于上述哪一类型并非一成不变，同一种物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可能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所以，在现实经济中，某种资源的短缺与否，可能处于不同的状况。首先是自然储量的多少，这取决于自然禀赋。其次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探明储量或可再生资源的潜在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资源勘探的投资量。第三是资源性产品的现实生产量和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产能和运输能力的大小，而这又是由技术、投资以及发挥生产能力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第四是资源产品的实际供求关系，这取决于市场价格。简言之，储量、投资、产能（包括运输能力）、价格（机制和承受力）是工业资源问题的四个基本层面，其中，不同资源产品的价格特征又是资源供求问题的核心问题。对于我国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工业资源短缺性危机，首先是价格问题，其次是产能和投资问题，第三才是自然储量问题。

　　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资源价格（向上）浮动的承受力十分有限，过高的资源价格可能导致居民生活的困难和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及经济效益的严重受损，甚至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所以，资源价格受到了较严格的控制和干预。也正是以此为理由或者借口，在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有关产业部门的价格体制上，至今保留了更多的计划经济因素。这必然又反过来加剧了资源供求的矛盾，特别是更容易发生“短缺”与“过剩”现象的交替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煤炭、电力供求就发生过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

　　三、工业发展的环境代价

　　1.中国工业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

　　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了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 ）。这项环境指数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环境专家合作完成，并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发布。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位居第一，列第二到第五的国家分别是挪威、乌拉圭、瑞典和冰岛。位居倒数前5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朝鲜、中国台湾、土库曼斯坦、伊拉克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也是全球倒数第14位（袁铁成，2005）。这一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质量相当恶化。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亚太环境记协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也指出，目前，中国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一是环境污染严重。根据2003年的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物处置率仅为32%.二是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沙化土地面积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速度增加；森林数量增长，质量下降，天然林不足10%；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出现退化，每年还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许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30%－4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地下水超采严重，华北平原出现大面积的地下漏斗，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引起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生态危机；2003年沿海赤潮发生次数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三是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目前中国的家用电器报废高峰到来，简易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全国耕地的8.3%；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过大，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农产品安全受到影响；大城市机动车增长迅速，面临着光化学烟雾的威胁。

　　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危害群众健康和社会安定（赵永新，2004）。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环境代价是相当高昂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必然对环境产生压力。目前，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水和大气环境的污染，是影响环境保护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1990-2001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人均来看，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丧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势。从排放强度来看，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只为“附件I 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义务（我国不在其列）。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如果我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陶勇，2005）。

　　为此，我国必须投入更大的资金来进行环境保护。统计资料显示，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99年的1%增加到2003年的1.39%.这一方面反映了环境破坏压力的增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环境保护受到更大的重视。

　　2.环境破坏的经济学实质是环境资源成本的高度外部化

　　从广义上说，环境也是一种“资源”。工业化不可能完全不影响环境，换句话说，工业发展必须投入环境资源。但是，环境资源的再生成本是很高的，而且，有些环境破坏是无法恢复的，因此，环境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再生性。

　　环境的过度破坏，即环境资源的滥用，其经济学实质在于：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往往是高度外部化的，即滥用环境资源的经济个体（企业）并不付费。因此，环境资源对于经济个体是可以免费或者低价格获得的。这样，价格机制的失效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从理论上说，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即任何经济个体必须支付完全的环境成本，环境破坏的所有代价都完全由破坏者自己承担，则环境破坏现象将归结为“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