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国家的出口（因而加剧这些国家间的贸易冲突），同时剥夺第三世界的出口机会（通过中止工业的转移以减轻中心的失业增长的压力）。这再一次使人们想起 1919 年在凡尔赛所建立的秩序：逼德国赔款，但不许它出口商品！在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作的研究所提供的另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类比中，警察正忙于追捕因第三世界倒退所产生的新移民。最后，危机管理战略会加剧发达国家间的冲突（不仅在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而且甚至在欧共体内部，它的存在正受到威胁），这将使发达国家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和战争）来对付第三世界。因此之故，美国的（军事）霸权仍必不可少，迫使欧洲和日本夥伴向美国让步，从而将它们的矛盾转回到欧共体内部。由这些冲突所产生的“区域化”，会自动地（但同时由充足的选择所维系）成为世界体系所不可能的全球化的一种自然的“出路”吗？的确有迹象指向这一方向：在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建立（但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墨西哥一分为二，即北部的“德克萨斯区”和南部的“危地马拉区”。这个分裂被恰帕斯州起义所证实，这加深了华盛顿如意算盘的脆弱性。墨西哥的买办资产阶级是支持这一计划的）；欧共体已经有三分之二的贸易在它内部进行，而共同体的对外出口从 1985 年起一直在下降（但这会持久吗？）；事实上，甚至没有任何正式共同机构，东亚地区的国家（日本，南朝鲜，中国，东南亚）贸易的三分之二在其内部进行（但美国正在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去拆散它们的互补性；这是美国追求在世界的这一部份的增长的最重要的理由，克林顿在西雅图发起的“亚太区域”计划也出于同样的考虑）。


因而，假如用来管理危机的体系不能长期生存，这不应当归因于其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荒唐”，而是由于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恶化难以避免。这就回到了我所坚持的命题：通过“市场”进行管理的思想是空想，资本主义的实际管理需要“市场加国家”，全球化的经济空间和分割成片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承受的，这必将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兴起新的社会斗争，向危机期间所追求的全球化的空想提出挑战。


但这一挑战会带来更引人注目的总体倒退呢，还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呢？我相信对现行体系的可能替代的讨论，应该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四、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


近年来提出的有关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之多，作全面回顾是不可能的。不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从极不相同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出发的。因此，我将只选取一小部份观点，即那些非常鲜明地是进步观点的建议－－比如，从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新的发展的目标出发、赋予发展以人民大众内容（消除贫穷、加强社会服务、减少不平等）、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重新统一起来（这首先意味着让民主在人民中生根）。


我对这些建议自然表示极大的赞同－－不仅是对提出了各种办法的总的指导精神，在许多情形下，更是对所提改革建议的细节，这些建议的必要行动是在三个层次，即地方、国家和全球。促进人们态度的转变，将基层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负起责任，使这一阶层的人民成为经济方面真正的积极推动者，从而在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把他们从资本主义所赋予他们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把工人降低为劳动力、把公民降低为消费者，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更好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为这一前景进行的斗争必须得到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次的适当的政策支持。在我看来，国家层次仍然是最关键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层次有政治组织的存在，这个组织我们还将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层次，我所谓的“脱钩”－－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使外部联系从属于内部发展的逻辑而不是相反－－是不可避免的。仍然有必要去准确构划其轮廓，但这只能在各国不同情况的具体基础上才能做。因而这要“迫使”世界体系去适应：不仅是在停滞中强加“调整”的景象，而且是以双方面的调整来取代单方面的调整（即调整弱者以适应强者）。要想充份有效，这些国家政策不仅要求重建外围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特别是通过建立地区联盟），而且要求转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这恐怕是最必要的。


在最近一个时期，各种想法非常之多。最激进的主张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一次是在世界范围内－－为了世界所有地区的第三世界人民和工人的利益来一次收入的重新分配（如米德（ Walter Mead ）所说，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按照它们的倡议，这些建议意味着重要的改革，影响到各个国际经济机构： (1)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有权发行一种真正的货币（类似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标准，确保汇率相对稳定，并给发展中国家以“增长中的调整”所需的周转资金（这些建议让人想起大约二十年以前“联合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UNCED ）提出的在发行国际货币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2) 将世界银行转变成一个基金会，（从诸如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收集盈余，贷放给第三世界而不是美国。这一操作意在启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将同时迫使美国减少它的赤字。并且这种减少不是通过与侵略性的出口政策相联系的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来实现。但怎么才能确保这件事呢？ (3) 创建真正的国际贸易组织 (ITO) 。在这一问题上，一般而言，关贸总协定提倡的自由贸易的原则并不受质疑。国际贸易组织也许甚至比关贸总协定还大胆－－后者总是不得不在折衷的环境中筹划，而国际贸易组织却可能成功地推行全面彻底的多边主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北方市场的真正开放中获益的对等措施，它们会被要求在服务领域作出让步（类似“贸易相关投资准则”（ TRIM ）或“贸易相关知识产权”（ TRIP ）的范畴）。欧共体在欧洲的内部贸易实际上成功地实现了自由化和多边化，同时又排除了放任竞争（通过制定尊重环境的标准、社会保护等），它的这方面经验经常被提及。还有人认为，国际贸易组织能够减弱建立地区性组织（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的副作用，防止它们成为对内保护、对外侵略性的“堡垒”。国际货币组织还会有其他目标如稳定（或重新估价）原材料价格。 (4) 对环境问题的考虑应该成为世界银行贷款系统的内在特征。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要求设立世界能源税，非再生资源税等，那将增加世界银行（或者将它取而代之的基金）的手中资源，使它能对穷国的环境保护提供补助。 (5) 对经济机构的改革应该伴以联合国政治作用的提高。如果发展已经由上述手段得以复兴，则使之成为政治和社会民主进步基础的想法就不再仅仅是虔诚的愿望。这在一框架内的多边发展援助，不仅可以以尊重人权和政治民主为条件，也可以用来支持进步的社会政策（确保工资随着生产率平行增长，提供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等）。同样的道理，如此协调下的全球化发展中的国家政治将能够保护合法利益。如，农产品的自给自足（米德研究了日本对它的稻米生产者的保护）应是可接受的，但要以向世界共同体交“税”来换取它从保护主义措施中所得的好处。这笔税由一个世界发展基金来征收，它同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借贷机构。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改革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计划。它从一个在我看来是不容置疑的中心思想开始，即发展只能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得以复兴，重新分配方向是在全球水平有利于外围国家、在社会水平上有利于工人和普通大众（无论中心或外围），世界贸易和资本运动必须尊从米德所称的“需求导向的贸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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