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也没有相关关系。尽管如此，下面结论也是正确的：经济增长易于引发自由贸易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常常是对危机的反应。


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乞灵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定理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定理，由高关税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失，大于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受益值和政府所收的关税值的总和。进口配额则被认为更为糟糕，因为它们使国家失去了进口关税。这种“演示”，当然意味着一个不真实的完全竞争的世界，还有，它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历史表明，由生产效率增长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那些通过即使是最佳的“竞争优势”所获得的收益。历史还表明，相对价格并不决定于“市场”，而是在供求关系之外，决定于生产在其中进行的社会条件。因而，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通过双重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既表现为、也必然导致外围国家的处境悲惨，因为劳动报酬分配远比生产效率分布更为不平等。我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在于两极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不仅是以往贸易的特征（中心的制造业产品和外围的初级产品的交换），而且也将是未来贸易的特征，在未来的贸易中，工业化的外围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而中心国家行使他们的“五种垄断力量”。


第三世界政府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其理由是很容易理解的：对那些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进入北方市场不仅是可能的（它们有竞争力），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支付它们的技术进口等）；至于那些仍在出口初级产品的第四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但也许会有所得到。这种外围国家买办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典型的短见，总是压倒长期考虑的远见，而这种远见，只存在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别（即以社会主义著称的派别）中。


虽然第三世界政府支持自由主义原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尽管关贸总协定的词藻非常华丽，实际操作远远不是遵守这些原则。


事实上，世界规模上的真正的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在 1975 年由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名义加以具体化的。这项计划包括： (1) 向南方工业品的出口开放北方市场（北方以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中去除纺织品作为答复）。 (2) 改善热带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贸易条件。（这将是保护环境的好方法，但关贸总协定对此保持沉默。） (3) 提供获取国际融资的更好途径（关贸总协定对此的答复是，使银行规则更加自由化，从而使资本从南方流向北方更加容易）。 (4) 建立技术交换的更加正常化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技术垄断）。众所周知，“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基本上被北方国家所一致拒绝了。
同时，我们有了关贸总协定。最初的谈判－－肯尼迪回合，然后是结束于 1979 年的东京回合，几乎完全围绕于逐步削减关税的主题。在最初期（ 1945-1947 ），关税被公认为几乎高不可逾：欧洲平均关税为 40% （分布相当平均），美国的平均关税也大体相当（只是高低不同，因为要确保受威胁部门有几乎绝对的保护）。我前面说过，这些“惩罚性”关税并没有严重约束贸易的增长。从 1953 年到 1963 年，贸易的年平均增长为 6.1% ，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只有 4.3% 。


在乌拉圭回合中（刚刚于 1993 年 12 月结束），西方列强追求一些共同的目标，同时也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某些分歧。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件事情上，所有西方列强的共同点是对第三世界的鲜明的敌意。乌拉圭回合的真正目标是阻挡已工业化的第三世界的竞争，甚至不惜以牺牲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为代价，来增强统治中心的“五种垄断势力”。在这一领域，正如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时候一样，流行的是双重标准。我将提出下述观察作为证据： (1) 由关贸总协定所监管的贸易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7% 。最主要被排除的有纺织品（这个“暂时的”排除由多种纤维协定所规定，已经原封不动有二十五年！），农产品（包括和温带国家出产的油竞争的热带油），矿产品等。作为补偿，发展中国家被准许相互给予某些优惠条件－－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让步。 (2) 第三世界国家用以要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遵守竞争规则、维持国家发展的手段：要求在生产中的最低限度的国产化率以及最低限度的出口额等条款，正在受到攻击。跨国公司寻求的，不是（通过出口）竞争，而是增强它们在当地市场的垄断位置，关贸总协定恰在这时出现在那里，来帮助它们解决这个问题。在乌拉圭回合中插进的著名的“贸易相关投资准则”（ TRIM ）的逻辑就是绝妙的例证。 (3) 借助“贸易相关知识产权”（ TRIP ），一场进攻战开始了，这场进攻战不是为了增强竞争，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增强技术垄断力量，当然，这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它们获得所需技术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了。关贸总协定力图在此条目下列入的“贸易秘密”，难道不是把我们带回到 300 年前的重商主义的垄断贸易时代吗？甚至讨论这一题目的语言也不是中性的。我们不再说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是当有人去获取知识时却说他是“盗窃”！这种政策有时近乎下流：例如，关贸总协定为保护医药部门垄断者的巨额利润，想要禁止第三世界生产便宜的药品，而这些药品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 (4) 在主流媒介忙于声明反对腐败时，关贸总协定却要禁止第三世界国家雇用检察人员监督西方出口商索取的价格，通过非法转移资本，任意定价可以为腐败和逃税提供最理想的机会。 (5) 主张为西方银行的保险公司的活动打开市场的攻势，意在加速资本从南方转向北方。亚洲反对这样做。但它能抵抗多久呢？


关贸总协定所谓支持“公平竞争”的声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关贸总协定完全是跨国公司的顺从的奴仆。众所周知，它是所能想象中最不透明的机构，它在国际商会（最大的跨国公司的俱乐部）阴影下秘密地谋划。因此，毫不奇怪，关贸总协定公然无视“可持续发展”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只是在其他场合才得到讨论。它同样无视环境，它以牺牲未来为代价，反对对矿产工业的任何控制。关贸总协定力主的反调控很显然是以彻底取消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空间来服务于跨国垄断者。


和关贸总协定反对第三世界的共同战线相比较，主要西方列强在协定上的内部份歧，不加夸张地去看，则不如主流媒介所宣传的那么重要－－这些主流媒介在其他问题上却保持沉默。事实上，许多这类寡头竞争者之间的冲突都由市场分割或“自愿出口限额”等“友好安排”解决了－－这些都和自由主义贸易的信条完全矛盾。另一方面，其他的冲突给美国提供了公开表现其傲慢的机会： (1) 美国、欧共体、日本在农业补助金上的冲突（包括在“布莱尔厅”（ Blair House ）协定之中）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实际上，目前欧共体国家通过和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脱钩的办法，实现了农产品自给有余，甚至已经能够出口，但欧共体却禁止第三世界国家采用这种办法。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日本和南朝鲜试图通过保护它们的稻米生产者来维持农产品的自给自足。然而，美国的农业补贴远在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之前就存在了。 (2) 围绕诸如航空一类的所谓“受补助”部门的矛盾，集中在给民用航空的公开补助上，而无视通过军事项目支持美国航空工业的巨大的隐性补助。 (3) 在技术领域，美国总是以“国家安全”名义保留保护自己的权利，但它总是要求别的国家对其技术间谍活动敞开大门。在这一领域的抵制行为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会导致美国以著名的超级 301 和 301 特别条款名义下进行报复的威胁。


然而，由于关贸总协定直接代表的是跨国公司而非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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