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象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反对国家。在多数情形下，每个国家内部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国家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关贸总协定有关问题持支持或反对的相互矛盾的主张。


三、全球化


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当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它在最近这一时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再有，这种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深化发生在积累的危机期，这一时期战后繁荣已经转变成停滞。资本统治集团根据其利益已经对新的形势做出了回应。这一回应能够持续下去吗？危机会得到正确处理而不至于加剧混乱和崩溃的危险吗？它能更进一步为恢复增长作准备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能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政策的批评分开来。同样，代替这些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建议也不能和全面的社会及政治视野分开来，“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形象就位于这个视野之中。


全球化的推进并不仅限于贸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产品的一个相当大的部份－－大约三分之一左右－－都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它也影响到生产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主的生产体系逐渐被破坏，而被重组成全球整体生产体系的一部份）、技术（特殊的民族技术让位于普遍通用的技术）、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开始工业化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被整合。（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东方集团国家对“万隆阵线”的支持，而决不是“资本扩张的逻辑”，前者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条件，侵蚀了外围－中心两极分化的“经典”形式，并开始用前面提到的“五种垄断力量”的形式来取代那些很快就要过时的形式。）


当然，不证自明，新的全球化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其理由是，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系。没有社会和政治维度，它的经济是无法想像的，而这意味着国家的存在。直到最近，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恰好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中央国家政府的空间造就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然而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是分离的。


在这种境况下，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会要求给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而以牺牲民族国家的功能为代价。这反映在主流媒体的大举的反国家的演说中，它们呼唤消除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大规模的私有化等。这些谬误的论点很容易反驳。社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代价高昂而且效率低下，例如美国的医疗保健比欧洲贵一倍，而质量却更差。然而，利润却是很高的（对美国的保险公司而言）。公众机构也许还受某种形式的民主控制，而私有化代之以不负责任的、不公开透明的私人官僚机构。在绝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公众部门不仅执行地方或外国私人部门力所不及的开拓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形下，通过公众垄断代替私人垄断，为积累提供了财政支持，改善了收入分配，等等。当然，在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万隆计划下的国有化的社会内容有其局限性。产生的收入首先导向新中产阶级的扩张而不是普通大众。管理也有时是低效的，既有客观原因（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及时推进现代化），政治和社会原因（公众部门的赤字资助了寄生性质的私人部门的增长），也有政治管理上的原因（包括腐败）。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私人资本主义肯定不会更好，甚至不一定更有效率。（研究表明，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公众部门的利润率平均来说高于西方相应的私人部门的利润率）。因此事实上，对国家的攻击和同时宣传的赞扬民主、透明度和效率的花言巧语是自相矛盾的。不幸的是，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采用了这种观点，加入了反国家的鼓噪，而没有认识到在这一领域资本进攻的结果总是普通大众阶级的大灾难。


私有化在应付危机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为危机所特有的过量资本提供了一个出路，这一事实很少被提及。在我看来，这是私有化的主要理由。但以什么为代价呢？投入私有化的资本对生产体系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因此也没有减少失业）。这种情形下的投资回报恶化了国家能力的不平等，因而削弱了一些国家随后为减轻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进行干预的能力。


因此，将现有系统的管理精简为由世界市场管理的计划，完全是空想。正如科斯塔斯·沃哥普罗斯（ Kostas Vergopoulos ）所指出的，民族的聚合力在衰落，但这并没有被代之以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仍然无处可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聚合力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或至少一个在全球水平上和民族国家在其水平上一样有效力的政治体系。国际经济机构没有填补这个空白。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只不过是资本用来管理市场的工具。联合国现在已经贬值了，它并没有向建立世界政治体系前进，相反，它正在这方面有所倒退。由于认识到这一失败，沃哥普罗斯表达了对“全球化”以成为现实怀疑态度，这有其一定道理。他观察到，尽管有市场的全球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公司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他写道：“全球化的公司确实存在，但国家经济体系还没有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增强了分化，弱化了聚合力。因此，它仍是脆弱的。全球化或许会被带到发生爆炸的地步，或许会演化为竞争性的区域化，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


全球化在停滞的背景下推进。它是停滞的原因吗？我要提出一个辨证的、富有辨别力的答案：停滞并不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但资本全球化侵蚀了构成战后增长基础的三部份系统（西方的福利国家，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万隆计划，东方阵营的苏联制度）。更进一步，统治资本用以应付危机的政策使停滞永久化和恶化。


停滞（它已经作为世界体系的特征长达二十五年了！）自然会导致一笔找不到生产性投资出路的巨额剩余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资本对形势的反应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优先处理大量的游资。这需要最大程度的世界金融开放和高利率。同时，由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吸干了大量游资，使美国保持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资本输入国地位；这是它维持自己霸权的的唯一方法（强行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维持极端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无疑有下列缺陷：（１）它没能稳定汇率，甚至在主要货币之间（美元、日元、马克以及次要程度上的英镑和法朗），因此扭曲了国际竞争的规则。（２）它导致了世界范围停滞的恶性循环，使失业成为西方社会的永久性特征。（３）它阻断了许多外围地区追求发展的可能性。就第一个“缺陷”而言，主要决策中心（尤其是西方七国集团）正在想办法纠正或调整。然而，由危机处理政策所带来的停滞和破坏－－在后两点中得到体现，并不真正是统治资本关心的事情。失业对没工作的人是个问题，对资本家却不是。如果失业是维持资本的高利润率所必须，那么失业万岁！外围国家的发展也不是资本的战略。它们的战略是从外围国家的增长或停滞中左右逢源，准确说就是从中获利。由于在这种形势下，那里没有什么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统治资本就从管理第三世界的债务中寻找它的利润。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没在它的议事日程上，因为这并不是资本的利益所在。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危机前所执行的战略。从 1945 年开始，那时还仅仅在萌芽状态的福利国家得到了有系统的扶持，不仅由布雷顿森林机构（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还非常有限），而且由国家，即西方政治体系。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光芒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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