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照亮了西方政治体系的黑暗吗？这是因为统治资本转向为社会服务了吗？根本不是。这是因为那时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西方政治霸权集团必须起来迎接这一挑战，而它们的确这样做了。同样，第三世界的“发展”并不是由于西方精英转变成反殖民主义者：它是由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受益于东方集团国家的支持。苏联制度的解体（三部份体系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改变了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社会关系，这种改变有利于统治资本。资本迅速地恢复了它的本性，抓住机会破坏西方的工人运动（通过失业）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摧毁“发展”和实施重新买办化）。权势者对失业和“贫穷”发出悲叹的演讲－－好象这些现象不是他们的政策所造成似的－－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国际经济机构并不对这种状况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它们只是工具。昨天，它们被设立起来为欧洲和日本的战后繁荣服务（当作为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建设的一部份的深层行动正在执行时，这些机构保证汇率稳定），以及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服务（通过使它向右转，这使它更快耗竭）。今天世界体系正准备处理危机，它们也待命服务。


在我提出的危机管理的分析中，银行的国际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正在通过扩张它们全球化的融资活动来扩大其自治权，同时银行则受到了损害。但浮动汇率和持续增长的大量自由资本，使银行获得机会去参与有利可图的金融投机来管理危机。同时，银行的国际化（还有保险公司）使南方的储蓄向北方的投机性金融市场流失。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有充分的理由断定：私人资本不能代替中央银行的角色，它只能毁掉中央银行的角色，中央银行的功能必须是公众性的。但无论上述做法多么骇人听闻，它们决非荒谬。
我们已经生活在浮动汇率制中达二十多年了。那个被炮制出来的、将浮动汇率制合法化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阐述已经完全被事实推翻了。经验表明，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汇率平衡点，这个汇率总是或几乎总是决定着非对称的结构调整，这个汇率有时有效，有时却失灵。认为资本自动流动以抵消支付不平衡，而且流动主要是由生产性投资构成，这种假设只存在于大学教授的想象中。相反，投机性资本流动占居了主导地位，它们使浮动汇率反复无常，使它一点合理性都没有。这种反复无常性不仅造成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汇率过高时破坏生产基础，汇率过低时引发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出口的寄生性发展），而且也造成微观经济的永久性低效。当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在几个月时间里翻倍或减半时，除了投机外，还能做什么其他的经济考虑呢？当相对价格变化是由这样上下波动的汇率所决定时，关税怎么会有效呢？


不管怎样，浮动汇率制允许“流动需求”的巨大增长，因而为危机所造成的闲置资本找到了一个出口。照这种“理论”，浮动汇率制度被认为将中央银行从管理储备的任务中解脱出来，不管这是在任何方式构成的国际水准下。这个理论忘记了由汇率的反复无常性激发的不安全感将迫使所有在外部市场运作的机构，建立巨大的私人储备以对应付难以预料的波动。结果，这些流动储备必须用挣来的钱来填充，从而使高利率成为必要。


因此之故，浮动汇率制度也要为持续的停滞承担部份责任。由于受到投机资本运动的永久威胁，对收支平衡的关注导致这样一种逻辑日益受到重视，即有系统地优先考虑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出口，即使这显然需要收缩内部需求。不合理的竞争、普遍化的紧缩恶性循环，就是其结果。西方七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想整顿美元、日元、马克的汇率，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我们只能说这并没有很成功。


然而，在欧共体内部汇率的相对稳定已经达到。原因是欧共体内部的结构互补性使生产要素报酬的某种协调有了可能，而这种协调又为生产性投资流（从欧洲中心到它自己的外围）所增强。欧共体还代表了一个政治安全和紧密联合的区域，为其成员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提供了某种金融稳定性。然而，这种稳定是脆弱的，恰好是因为同样的体系不可能以一个整体推广到欧洲、美国、日本关系中。商业利益的冲突没能被集团内的团结所减弱，因而以不同的程度威胁着欧洲的夥伴。欧洲只能用缩回到自身来回答这一挑战。在欧洲内部对这种选择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因为“强大”的国家（德国）必然比其他国家更偏好于开放。


在这一管理危机的世界体系下，美国仍可以不担心它的赤字。这个赤字大得足以吸收所有其他发达地区的盈余（从 1980 年到 1989 年，美国的赤字是 9310 亿美元，而同时期日本的盈余是 5330 亿美元，德国 3960 亿美元，东亚的几只虎 1030 亿美元），它吸干了国际资本市场，本来这些资本是可以被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因此，美国的霸权当然会被描写成“假霸权”。大英帝国，十九世纪的霸权国，有结构性盈余： 1870 年到 1914 年间其总资本的 50% 投资在海外，从而为其他国家的结构调整提供了资金。这根本不是美国今天的情形，相反，美国的赤字使它自己的结构调整成为不可能。


因而，世界体系满足于对最弱小的夥伴（第三世界）一方进行单方面结构调整，以牺牲它们的发展为代价。同时，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系列安排的一部份，将有系统地压低了的汇率强加到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发现了这一明显事实，它使所谓由市场决定“真正价格”的漂亮假设毫无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修正即提高这些国家所估价的国内生产总值，用基于购买力平价的虚构汇率重新计算。这一方法纯粹是象征性的，甚至是煽动性的，因为实际决定并不按照这个虚构的汇率而是实际的汇率作出，而实际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是不想去修改的。在极端例子中－－但这些极端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强制性调整的金融方面发生了“美元化”。不仅作为储备手段，而且作为计量单位和交换媒介，国家货币让位于美元，而美元的引进是靠外部借债来支撑的。现在整个一个循环完成了，危机管理体系为寻找投资的游资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出路。


西方七国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权力中心的层次协调对危机的管理。我们已经提到一个事实，即它在稳定汇率问题上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作为危机的管理人，西方七国集团正如古斯塔夫·马塞亚（ Gustave Massiah ）所写到，是“对世界提不出一个总体规划的世界总裁”。它满足于在 1976 年对外围国家设立了单方面调整的原则，在 1980 年组织石油美元的再循环以利于投机性资本的活动，并促使原材料价格的下跌（海湾战争的主要原因）；在 1982 年重新安排了债务（但不是建立解决问题的条件），以及在 1992 年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纳入到了单方面调整的战略中。


所以，这一战略的真实意图是管理危机而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种背景下，债务的存在甚至完全是有其功能的，从世界体系的观点来看，将债务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是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采用的办法－－其中提出的有些办法被煽动性地称为“最终解决”－－只是使情况更加糟糕。债务从 1982 年的 9000 亿美元上升到 15000 亿美无，其中半数是利息。


这样的管理是否足以持续下去？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它不能持续下去，因为它没能找到走出停滞的隧道的出路。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因为目标不是走出危机而是管理危机。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对经济和金融机制的分析中，那么我认为这种管理事实上可以“成功”地执行，把世界维持在停滞状态。对许多外围国家来说，停滞把它们带进了倒退的深渊，非洲的第四世界化只是其中的极端例子。危机管理试图鼓励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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