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内容提要：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视角不同，逻辑路线和问题设定将有很大差别。本文主要从制度视角展开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绩效特征进行概括性分析和描述。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是转轨的政策设计以及转轨中的公共选择力量博弈的结果。

    关 键 词：俄罗斯  经济转轨路径选择  转型性经济危机

    作者简介：徐坡岭，男，1966年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辽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110036；E-mail:xpl329@sina.com；电话：13066603948。

    一、问题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俄罗斯经济制度演进长河中的一个片断。从历史渊源看，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长期处于沙皇独裁专制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羸弱，经济制度中农奴制的气息浓厚，集权专制和宗教色彩浓厚[1]。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演进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制度中专制的成分并没有被摈弃。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维埃俄罗斯时期形成并稳定下来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结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的确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2]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内在的信息过载、缺乏激励、反应迟钝等缺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弊端导致苏联计划经济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巨大困难，它迫使苏联当局对这种制度进行调整乃至改革。这种调整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经济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政治体制为经济改革开路。这样，经济制度演进在宪法秩序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同时，经济改革。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

    从现实的角度看，俄罗斯之所以要进行经济转型，其根本原因是要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效率不断下滑和微观经济活力不断丧失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缺陷无法在计划体制框架内克服，因此，体制内改革转化为制度模式根本转变的经济转型。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在1992年初启动经济转轨？为什么以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开始经济转轨？为什么俄罗斯的转型性经济危机是如此严重呢？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时机选择、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俄罗斯经济转型期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特征决定了其转型性经济危机的深度。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与时机选择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包括：深层次的经济转型成本收益比较；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以及实践意义上的偶发政治事件。

    1．启动转型的基本约束：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比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即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的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或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发生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是出现了在现有制度结构下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变迁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还必须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

    在1991年的俄罗斯，甚至在更早些时候，俄罗斯社会面前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在旧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前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非效率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显露，这是赫鲁晓夫推行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到了70年代，制度弊端进一步成为前苏联经济增长的拖累，这可以从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60年代后期，前苏联的GDP约为美国的70%，到1989年，相应数据下降为25%。[3]苏联与老对手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距离迅速拉大。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国家经济发展出现重大转机。这些正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而这种利润通过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得到的。另一方面，就改革的成本而言，俄罗斯在1991年前后进行经济制度变革的预期成本是很小的。制度变迁的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改革的机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所必须放弃的旧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净收益）、新制度的组织实施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和实施费用）以及制度转换的摩擦成本（废止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因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致的社会摩擦和改革阻力的费用）。众所周知，1991年的俄罗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可以继续为人民提供的净物质福利很少，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稳定预期，也就是说，放弃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不大。新制度组织实施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制度变迁主体的组织沟通能力及其政治权威。由于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更迭中启动的，在转型初期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在政治斗争中夺得政权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领导人（叶利钦等）和改革方案的设计者(Jeffry Sachs等)相信，即将实施的经济制度是已经在西方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无需规划设计，通过国家的组织推动就可以顺利建立起来，因此预期的组织实施成本不大。至于改革的摩擦成本则源于制度变迁的利益再分配实质。在苏联长期的体制内改革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求变心切。进行大幅度的制度变革已经是全社会一致的呼声。“保守派”为了阻止对社会主义基础的破坏，发动了试图扭转改革方向的“8·19”政变，但不能得到社会的有力响应。在挫败政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叶利钦迅速赢得巨大的政治声望和高达70%的公众支持率。这些都证明了社会对变革的期望。
 2．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宪政约束与制度创新边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制度的相容结构中，微观的具体制度安排（组织）、中观的一般社会规则和宏观的宪法秩序的变迁是不一样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和一般规则的变迁受到宪政秩序（包括道德习俗、意识形态和宪法规范）的约束，其变迁需要宪法秩序提供义理合法性解释。宪政秩序及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型的方向与时机选择。从50年代到80年代，前苏联进行了多次经济改革，但在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改革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在几十年的改革讨论中，不断有大胆的、要求大幅度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设想，但囿于意识形态和宪法秩序的藩篱，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甚至哪怕是试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领域进行的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了义理合法性。

    那么，意识形态等宪法秩序变迁的条件是什么？条件之一是既有宪政秩序框架下的经济绩效状况。在具有一定的物质和信息交换规模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落后的经济体会模仿先进经济体的做法，这首先表现在对组织经济的方式和制度的模仿上，但如果意识形态妨碍了这种模仿，则产生变革意识形态的压力。诺思（North，1994）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某个时期领先的经济体往往有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或曰宪政结构），这套制度结构被一定的意识形态所解释。在国际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变化就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在其“加速战略”受挫后，转向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系统阐述的“新思维”和1988年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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