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的讨伐。与此同时，苏共内部关于改革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主张和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渐进改革”主张从左、“右”两方面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挑战。因为迎合了苏联公众不满现实、急于求变的情绪，主张彻底变革苏联社会的激进民主派迅速成长，并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1989年前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1990年3月的地方选举是公共选择力量角逐政治权利的转折点。[11]激进民主派在1989年的人代会和地方政府机构选举以及1990年的各联邦主体选举中获得胜利。1990年7月叶利钦退出共产党。此时，尽管经济改革的官方主调还没有变性，但是改革的实质性方向和各联邦主体对改革政策的具体执行已经发生变化。1991年，经济“市场化”和企业“私有化”突然成了主要口号。

    在1990—1991年的苏联社会中，拥护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社会集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新兴企业家阶级，扩大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其行动自由是他们的利益和主张。然而，当时他们还仍然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许多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一直受到压制，但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西方的思想迅速在俄罗斯传播，同时也使知识分子获得了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机会。在政治观点上，相当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充满理想化的幻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在解体前的苏联受到广泛的崇拜。知识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但是，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还不是决定性的公共选择力量。第三个主要的支持“休克疗法”这种激进方式的社会集团，是一群数量众多的前苏联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正是这个集团才使激进民主派联盟有了如此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实力。这个队伍人数众多，几乎所有主要的激进改革主张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像叶利钦、索布恰克、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等自由派领袖更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么多旧特权集团的成员为什么会突然成了颠覆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激进力量？原因极其复杂。通过私有化使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专制的制度结构攫取的物质利益合法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利用民众求变的心理，通过主导变革，使自己继续在新政权中拥有权力，进行权力投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2]

    在转型问题上，广大民众是苏联时期专制统治、官僚腐败和经济发展停滞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期望社会民主化能减少领导岗位所拥有的特权，减少腐败，改善生活。同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广大普通民众并不掌握支配事态发展的权力，他们只能在对事态发展具有支配能力的不同派别之间选择其一。

    转轨前夕和转轨初期俄罗斯政治构架中，几种主要政治力量的民意基础，可以对俄罗斯为什么以激进方式展开经济转轨做出公共选择视角的解释。资料显示，总统叶利钦在1991年赢得了社会的基本支持，1991年7月、10月、11月的民意调查支持率分别为53.6%、60.1%、50.7%。相对应的是，认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值得信赖的只有33%。但公众对叶利钦的未来社会制度构想并不明了。[13]

    在决定俄罗斯经济转型方式选择的诸种因素中，不能不关注外部力量的影响。当时，主要西方大国和由他们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如IMF等），以巨额外援为诱饵，要求苏联及其继承国采纳他们的建议，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自由市场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前苏联经济形势逐步恶化以后，挽救危机局面的外援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在围绕经济改革的方向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如果某一方能切实保证可以得到需要的外部财政支持，这肯定会使它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正因为如此，叶利钦和他的改革班子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上述方案。

    上面的分析表明，俄罗斯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进行经济转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但它也仅仅告诉我们，民众从有限的方案“选择集”中选择了激进民主派的激进改革方案。方案所设定的目标模式和转轨顺序完全可能并不直接体现民意，而只是代议制决策制度下代表们偏好的现实和反映。1991年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所选择的未来社会制度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但转轨进程展开后，激进民主派却把俄罗斯引向了仅代表19%民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方向。[14]政策结果与最初民意的差距，一方面表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影响公共选择结果的因素是复杂的，除了一般的民意基础之外，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能力、经济影响力以及决策程序等问题，都会强烈地影响公共选择结果。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激进转轨的历史事件中，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个性都在事态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最根本的结构性因素是，苏联社会的后期已经没有一个与之利害共存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应能保卫自己所统治的社会，并有能力使之不断创新，适应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变动以及国际局势变化的需要。一旦社会陷入略微严重一些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主导部分马上抛弃旧制度，这是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激进方式开局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竟然会如此迅速地崩溃了。

    第四、“休克疗法”的政策设计是激进民主派巩固到手的政治权力的需要。

    在政治权力角逐中逐渐胜出的激进民主派需要巩固到手的政治权利，需要建立和巩固适合他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休克疗法”正是这样一种适合他们需要的政策。

    在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中，市场导向型改革只是整个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它不是要通过经济转轨来改善经济业绩，进而证明既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而是要从根基上彻底摧毁既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转轨启动前后，叶利钦和盖达尔等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俄罗斯经济转轨在当时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怎样才能确保改革进程不可逆转？这体现在改革政策上就是坚决实行经济的完全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

    关于经济自由化问题，激进改革者认为这是打击旧官僚特权的最有效的方法，私有化则是釜底抽薪之举。盖达尔等改革者接受哈耶克的思想，相信旧的计划官僚通过支配物资分配权而获得的特权，供应短缺和经济决策权的集中既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官僚利益的源泉。因此，经济自由化是摧毁计划经济制度的关键。同时，产权制度国有制或公有制是旧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的关键是实行产权的私有化政策，摧毁旧制度的经济基础，同时，为新制度造就一大批与新制度的存亡休戚相关的中产阶级和无数的私有者。对此，盖达尔及其周围的人直言不讳：创造私有财产，即私有化是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目标。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所有的私有化方案中，俄罗斯选择“大私有化”这一方案也是出于使私有化不可逆转的考虑。因为，一旦股权被大规模地分配给人民，则民众就会期望私有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因为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私有化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Roland and Verdier, 1996）。按照博伊科、施雷弗尔、威施尼(Boycko, ShLeifer, Vishny, 1993）的观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中包含的另一个不可逆因素在于：将无偿奉送的资产收回，较之于对那些通过出售而被私有化的企业实行重新国有化，其政治成本更高。大众私有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木已成舟”的政策。把国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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