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大的决议是苏联改革进程的转折点。“新思维”空洞、抽象，充满调和主义的论调，许多提法暧昧，没有明确指向，造成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地震和混乱。[4]苏共19大的决议更从法律形式上修正了苏共几十年执行的纲领和路线。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做法使前苏联几十年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迅速崩溃，各种昨天还是异端的思想和主张，一夜之间变成合法并可以实践的东西。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变加速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终结。

    3．公共选择视角：“8·19”事件与政治力量重组和转型时机

    尽管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转型不仅具有效率动因，而且有了转型的义理合法性，但何时、选择什么方案开始转轨仍是一个问题。在1989年中期组成的新一届苏联政府中，对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意义的几种主要的公共选择力量已经显露出基本轮廓。它们主要是由军事工业、燃料与动力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经济代理人组成的院外压力集团、政府中持改革立场的官僚（包括瓦连金·帕夫洛夫、斯捷潘·希塔尔扬、弗拉基米尔·施切尔巴科夫）以及一些持改革观点的学者（如列昂尼德·阿尔巴金）。到1990年，已经有了若干套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方案。其中的一些方案也已经大大超出了先前的“完善计划经济机制”的思路，明确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并拟定了过渡措施。但哪种方案最后得以实施，这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互动，启动经济转轨的时机选择，也还需要等待政治突破口。

    从公共选择的角度看，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求新善变，但并不能赢得那些利用集权计划体制的漏洞攫取利益的人的信任，那些在1985~1990年放松管制的过程中利用混乱窃取国有资产的人以及那些期望通过改革改善自己生存状态的社会大众也不会把信任和支持的赌注押在这么一个善变的政治代理人身上。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拆毁旧制度基础的人，而不是那个可以凝聚社会力量建立新制度的人。

    1991年的“8·19”事件是政治“保守派”为制止前苏联宪法秩序被颠覆而采取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联合行动。但1988年到1990年，激进民主派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1991年已经形成了以叶利钦为核心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挫败了仓促行事的政治保守派的反击，并使叶利钦在“8·19”事件中赢得政治得分，迅速夺得对俄罗斯政治进程的支配权。这为他们展开自上而下的经济制度转轨准备了条件和机会。

    三、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与启动转轨的方式和政策

    俄罗斯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启动经济转型，是当时俄罗斯转型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其政策设计是对所选择路径的阐释。

    1．俄罗斯经济转型约束条件与启动转轨的方式

    俄罗斯以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启动经济转轨进程，是条件约束下的必然选择。

    第一、以激进的方式开始转型是俄罗斯多年来没有成效的渐进改革的逻辑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改革目的都是“完善计划经济的经济机制”，这些局部的和渐进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扭转经济发展停滞、经济效率日益低下的局面。苏联官方1960～199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很显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苏联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准备了条件。从1985年4月到1987年6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共中央先后做出四次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这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四步棋。[5]它完成了前苏联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权力下放和行政性分权调整。但这些经济改革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明确目标下的递进性，而且过于频繁，因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不仅如此，这些改革举措却使政府逐渐失去了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1988年苏共十九大把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领域。但对体制弊病的清算和对过去错误的反思演变成对苏联联盟国家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讨伐，对整个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激烈变革已经不可避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失控，苏联也逐渐失去了进行稳定有序的改革的时机。

    第二、“休克疗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危机应对策略。

    1991年的苏联社会中已经积累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能量。寻找一个宣泄这股破坏性能量的出口是苏联改革的当务之急。在某种意义上，“休克疗法”不过是释放1991年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破坏性能量的相对可行的策略选择，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正如盖达尔所言：“到了1990年秋天，很明显一场危机就要爆发了……。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在这种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对付危机。”[6]

    到1991年，苏联联盟中央在政治上逐渐失去对国内局势的控制，联盟已趋于解体。苏共在1989年人代会选举和1990年地方立法选举中失利，激进民主派崛起，政治保守派发动反击，这些都严重削弱了苏联政府控制局面的能力。在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影响经济政策的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强大，经济政策越来越缺乏全局性，新的改革方案不断出台，但都不能得到贯彻，经济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人质”。弗拉基米尔·毛在论证“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像中国那样通过渐进的方式启动和实现经济转轨”时指出：“中国模式的关键是，（转轨开始时），中国的党政集权制度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全国局势，……而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开始时，不仅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是根本就没有政府——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仍只是停留在纸上。”[7]

    另一方面，经济“灾难”也在酝酿着政治危机。1991年俄罗斯经济形势进一步急剧恶化，GDP负增长17%，货币贬值96%，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4.1%猛增到1991年的30.9%，工业生产减少2.8%，农业生产减少4.5%，食品生产减少10%，谷物总产量减少24%。同时，国家正在失去对货币流通和财政过程的控制，经济美元化趋势加强，商品货币关系被易货贸易所取代，区域间商品流通的行政控制日益严重。[8]但些这还不是酿成政治灾难的导火线。转轨前俄罗斯最具有爆炸性的因素是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短缺问题。[9]由于食品供应管理体制完全瘫痪，食品供应事实上已经崩溃。社会生活保障体系逐渐瘫痪，这一过程正在酿成一场社会灾难。

    1991年底俄罗斯社会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社会供应，防止社会矛盾演变成社会动荡或内战。要做到这一点，俄罗斯有几种选择：第一，靠传统的国家行政命令体制组织供应；第二，通过价格自由化、经济主体市场化，利用经济利益机制恢复供应；第三，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第四，暂时无法恢复社会供应，但依靠社会高压实现恐怖性稳定，以便寻求时机推进改革。第一种途径因为政府实质上已经瘫痪而行不通。第三种方法也是死胡同。有能力提供足够援助的西方国家把这看作是解除苏联对他们的威胁的良机，不可能向苏联或俄罗斯提供足够的不附带条件的援助。第四种方法更缺乏现实性。到了1991年，苏联强力机关的效率和能力因为政治改革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唯一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对整个经济制度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激进改革，通过价格市场化和经济主体市场化恢复社会供给，避免社会崩溃。而这一做法，正像我们论证的那样，还具有民意基础。

第三、“休克疗法”这一激进方式是公共选择力量角逐的结果[10]。

    前苏联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和政治上的日益保守使社会积聚了巨大的要求变革的压力，戈尔巴乔夫的以“人道主义”、“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改变了苏联政治角逐的方式，社会控制逐渐放松。从1989年开始，社会公众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政治生活。对过去的反思越来越活跃，日益变成对苏联共产党和对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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