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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注释：尽管如此，韩国50年代中期在美国顾问坚持下建设的一批轻工业项目仍在60年代朴正熙出口生产体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2页。】 缺乏台湾那样运行良好的"跨政府关系"，或许可以被认为是韩国进口替代成效较差，而且发展体制转型伴随着剧烈的政治不稳定和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
美国之推动台湾发展战略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名目之下进行的，而且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把这一转型看作是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胜利，看作是对干涉主义政策的抛弃和真正的贸易自由化的开端。然而，台湾的出口导向体制与此前的进口替代体制之间有着根本的连续性，"自由化"的程度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其内容和方式也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的。【注释：有人甚至认为这不过是"伪自由化"。Alice Amsden,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ies: Two Views, Two Types of Subsidy," Erik Thorbecke & Henry Wan, eds.,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Lessons on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Boston: Kluwer, 1999), pp.97-98.】 台湾经济官僚主张也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经济自由化路线，这与在援助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已改弦更张了的美援机构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是断言美国援助推动了台湾自由化的雅各比也无法否认，美国援助机构在台湾的财政和货币领域里的影响是有限的，其对公营企业实施"非国有化"的劝告和压力也往往不能奏效。【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144, 147.】
出口导向体制的建立并未伴随着完全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恰恰相反，进口替代体制下的进口控制和保护性关税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一位学者指出，60年代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化步骤仅汇率改革一项。【注释：M. Shahid Alam,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Lessons from Korea, Taiwan, and Japan (New York: Praeger, 1989), p.4.】 而且，真正的汇率单一的外汇体制实际上直到1963年10月才告形成。【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74.】 对进口的管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即所有的进口仍然要经过当局的许可证制度。台湾当局将进口商品按"禁止"、"控制"和"允许"三大类进行细致的划分，至1968年被"禁止"和"控制"的商品项目仍达4700多种，1970年又增加到4988种。【注释：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p.330.】 虽然对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的原料和设备的进口的限制相对宽松，但只有当某种原材料产品在岛内不能生产，或其国内市场价格超过同类进口产品的综合成本达到预先规定的比例（最初高达25%）时，台湾当局才会给这种产品的进口发放许可证。【注释：Alam, op.cit.，p.55.】 而当局关于"自制率"（国产化率）的规章也反映了对进口的限制。【注释：Scott, op.cit.，p.333.】 台湾的关税虽经数度调整，但在1973年之前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一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对台湾的"自由化"不应估计过高："自由化在1964年前后并没有真正启动，大多数的管制在1970年后仍然未被消除......。"【注释：Scott, op.cit.，p.331.】
台湾当局对包括美国公司之内的海外私人投资进行严格的限制。它对申请来台投资的外商进行严格挑选，并利用各种手段促使他们与当地公、私营企业进行合作，经过一段限定的时间后迫使其把所有权转交台湾业主。面对限制，最初美、日企业往往采用向台湾的厂家发放生产许可证以收取转让费和专利费的方式进入台湾。这种办法使台湾在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对关键产业的内部控制。1965年台湾当局在高雄建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其专门机构仍然对外资企业进行着严密的监督和规范。而设立出口加工区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以积极的方式在促进出口的同时限制外资企业对岛内市场的渗透。
台湾60年代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导向生产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把对进口的限制和对出口的鼓励结合起来的"新重商主义"体制。【注释：有一位经济学家把台湾的贸易体制形象地归纳为"进口关税加出口退税"。Teinchen Chou, "The Pattern and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Specialization and offsetting Polic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23, June 1985, p.151.】 进口替代至少在部分经济部门中仍然继续着，而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也没有被放弃。私营企业发展得到当局的鼓励，其外部环境也逐渐变得宽松了一些，但它们的命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争取到当局的补贴、信贷和出口退税待遇（而这又不完全靠经营业绩而定）。公营企业（以及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仍然在虽然缓慢但却稳定的扩展之中：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公营经济部门在台湾国民生产净值中的比重由1951至1953年的10.9%上升到1961至1973年的13%，在1971至1973年也大体保持了这一水平。【注释：Simon Kuznets, "Growth and Structural Shirts," in Galenson,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pp.78-79.】
从长期趋势来看，台湾出口导向工业化可以被认为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但关键在于，这一过程是以渐进的、积累性的、有选择的和有控制的方式实现的。美国直接促成了台湾发展体制的转型，并为新的出口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条件，但它没有如其所希望、设想和宣传的那样在台湾复制出美国的经济模式。 上一页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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