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在改革的过程中，总是可以看到一种情况：大家都认识到某一个体制漏洞，但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有的人致力于推进改革来堵上这些漏洞；有的人抓紧时间趁漏洞还没有堵上给自己捞一把；更有人为了自己多捞几把而昧着良心阻碍别人堵这些漏洞。在这样一个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每个人都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焦急地给自己寻找有利地形的转轨过程中，如何激励我们的公职人员？如何保持一支廉洁高效的公职人员队伍？这依然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一 
　　2004年的早春二月，我下决心挣脱办公室的琐事，用了一个星期的休假日，完成了拖延已久的《世纪大拍卖》一书中译稿的校订工作。伏案之余，也常为电视里和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故事所吸引： 
　　
　　·2月12日，《焦点访谈》：“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山东一家国有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在他们管理的这家企业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私人企业。他们同时经营着国家的企业和自己的企业，做着相同的业务，国家的企业一片破败，私人的企业热火朝天。“一手管两家，左手的钱是国家的，右手的钱是自个儿的，左手跟右手做生意，左手稍微露点缝，钱就全到了右手”，中央电视台的声音显得颇有些无可奈何。 
　　
　　·2月16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东方大学城黑幕”。“一方是手拿判决书却几年无法领到工程款、血汗钱的建筑商和民工，另一方是拥有11000多亩土地，开着高级越野车来去自如的大学城开发商；一种景象是东方大学城高尔夫球场球客云集，而另一种景象是讨债的民工、建筑商几乎挤破了东方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清欠办的门口”。面对电视镜头，趾高气昂的债务人痛斥那个讨债几年没有结果而深陷绝境、曾吞下安眠药企图自杀的农民包工头是在作秀。 
　　
　　·2月17日，某某新闻报道美国《国家利益》网上周刊在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充满仰慕，普京要建“中国式”的俄罗斯。 
　　
　　·2月20日，某某新闻转载某报记者采访专家的访谈。记者问：“中俄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从微观上讲中俄企业的转制有何异同”？专家答：“由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而，目标和结果就明显不同”。 
　　
　　“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这的确是一种广泛的共识。记得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就喜欢引用中俄两国20世纪 90年代的GDP增长曲线。那是一对X形的曲线：中国的GDP一路高速增长，俄罗斯则一路下滑。中国的读者和听众很容易读出其中的信息：中国蒸蒸日上，俄罗斯一塌糊涂，“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几年前，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斯蒂格利茨教授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他那一番中俄比较把在场的年轻的中国听众说得心花怒放，不断博得如雷般的掌声。 
　　
　　中俄的“不同”是惊人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确史无前例，确实值得骄傲。然而，一边校订《世纪大拍卖》的译稿，一边体味着电视里和媒体上的中国故事，我还是感到困惑。 
　　
　　比如山东的那家国企，很容易地让我想起《世纪大拍卖》第四章中的那位“红色经理”杜杰尔尼： 
　　
　　他是私有化的如此积极热心的支持者，他的工厂成为诺沃斯别斯克地区第一家被出售的企业。在那些身处莫斯科的青年改革家眼中，这样的行动使得杜杰尔尼成为不可多得的改革派，一个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管理的企业转到私人手中的苏联经理。“杜杰尔尼想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廉价地把国家财产买下来，”杜杰尔尼当时的经济顾问菇莫洛娃说。 
　　
　　问题只有一个。杜杰尔尼决意要尽快地把他的企业买下来，决意要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以至于他不想让任何法律挡他的路。他系统地将企业的资产价值低估以便利其购买，并操纵了一起“投资投标”，通过这个过程，他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出售给了一家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 
　　
　　连杜杰尔尼也只是把他的企业出售给了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而且还得费力气操纵一个“投资招标”，山东那家国企的经理们好像没有费他那么多周折，他们干脆把国企股份卖给了他们自己的私人公司。而且，这显然得到了当地有关政府部门的首肯。电视台采访前不久，上级还不辞辛劳地发了红头文件，不让那个私人企业的一把手继续当国企一把手，而是任命其二把手来当国企的一把手。 
　　
　　事实上，这本《世纪大拍卖》里面的很多故事，都会让人联想起上大学时学会的那句伟人名言：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人们当然可以找到一百条理由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故事与俄罗斯的故事终究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不是纠缠于外在表象而是深入到一些实质性的特征，就很容易发现相似之处。而且，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才最令人忧心。 二 
　　《世纪大拍卖》一书所描述的是一个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眼中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作者克里斯蒂·弗里兰德生于加拿大，毕业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专攻历史和文学，对斯拉夫文化颇多研究。90年代，她先在乌克兰和东欧为《金融时报》撰写报道，后于1995——1998年期间担任该报驻莫斯科办公室主任。此后她曾回到多伦多在《环球邮报》短暂供职。不久又返回《金融时报》的伦敦总部工作至今。这当然不是一部历史或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作者的视角和观念也肯定不会和我们完全一致，有的甚至令我们感到难以接受。这本书本来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这可以从书中大量引用的西方历史文学典故看得出来。但作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一个旁观者，她讲述的多是自己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比学者们的模型更为生动地展示了90年代俄罗斯经济、社会和政治转轨的悲壮激烈的场景。全书14章，除概述性质的第一章和结论性质的第十四章，剩下的12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二到第八章介绍主要的青年改革家和寡头们兴起的经历，以及 90年代上半期的转轨过程；第九到第十三章描述青年改革家们和寡头们如何合流扶持叶利钦赢得了1996年大选，以及如何很快把俄罗斯引入了灾难性的 1998年金融危机。 
　　
　　90年代的俄罗斯发生了什么？用作者的话概括说来就是：“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私有的（private）经济，但却不是一种生产性（productive）的经济；其中有市场存在，但却是被操纵和控制的市场。这其实也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吴敬琏近年来一再提起的“坏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结果是西方学者和俄罗斯的改革设计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设想，政治的和经济的规律如同物理定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趋同……这种信念构成了青年改革者的经济计划的核心”。 
　　
　　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就不难看到，这种“始料不及”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的过程。对中国的改革者情况尤其如此。2001年，以“吴市场”的雅号闻名于世的吴敬琏教授承认，“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现在，他认识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世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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