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是不可避免的。挑战在于，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的经济和政治博弈依据什么样的规则。 
　　
　　俄罗斯的寡头现在已经是臭名昭著，然而看一看他们各自起家的历史，他们起先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正如叶利钦所说：“他们不是江洋大盗。不是黑手党头目；他们是与国家有着紧密、复杂关系的大资本代表……事实上，大资本对政权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问题的症结只在于这种影响采用了什么方式。” 叶利钦的话应该说是很中肯的。俄罗斯的寡头们本来只是一些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成功首先是得益于他们比较早地觉悟，勇敢地跳进了市场经济的海洋。对很多人来说，这里面也有几分无奈。因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在旧体制中曾属于另类。他们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比别人更善于利用旧体制的漏洞和空隙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当他们的生意大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要试图影响政治。实际上，民主政治的要义就在于允许人民影响政治，而且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而对国家政治施加自己的影响。寡头们当然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事实上，由于大量持有国家财政短期债券，寡头们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而其直接原因就是政府宣布无力支付。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寡头们影响了政治，而在于他们垄断了影响政治的途径或“市场”，变成了“资本家政治局”，造成了西方学者所说的“政府俘获”（statecapture）的局面。 
　　
　　如何能防止出现这样的结局？简单地把民营企业家或其他什么利益集团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显然是无理的和愚蠢的。真正的出路在于建立一种制度和机制，使所有的公民不论贫富贵贱，都能在影响国家政治方面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在俄罗斯1996年的大选中，这种制度建设的缺失非常明显。 
　　
　　虽然大选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但这恐怕仅仅是表象。我们同样面临着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各种利益集团同样要求对国家政治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其中同样既包括腰缠万贯的富豪，也包括下岗工人、民工和农民。我们同样需要应对一个挑战：如何在制度和机制的层面上保证各种利益集团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对国家政治生活平等地施加其影响？ 
七 
　　在这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在法律划定的框架内公开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采取或拒绝某种改革措施。但改革者自己似乎是一个例外。改革者必须在全民共同利益之中寻找自己的利益，表现出足够的“奉献精神”，才能取得公信力。“像凯撒大帝的妻子一样，他们必须让人没有任何风言风语。”在这方面，改革者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在俄罗斯，“青年改革派的部分问题是，在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家，他们感觉自己属于他们创造的新俄罗斯人那部分，而不是属于社会其他阶层，而这些阶层的支持对成功地完成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生活在一个10万美元只是‘小钱’的社会圈子里，争着每月不足500美元的政府工资，青年改革派面临着一种可怕的、个人的两难境地。他们自己的薄薄工资袋和他们暴富的商界朋友之间的对比，使他们的某些人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感觉，或者至少是一种有权利让自己致富的感觉。”这使许多人失去了做改革家的资格，当年俄罗斯私有化委员会负责人科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身居部长级要职的改革家认为，他的合理报酬应该是在他的私有化委员会给俄罗斯增加的财政收入中提成3％。他的坦率和愤怒使作者震惊，也令我们深思： 
　　
　　科赫抱怨说，他的孩子从来没有什么乡村别墅可以去玩，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一个拥挤的公寓里，靠每月大约400美元的工资生活。他为这一切的艰苦得到的报答是什么呢？只有批评、攻击和警察的调查。 
　　
　　我表示谅解地建议道，如果内阁像中央银行一样，给最高管理人员支付1万多美元的工资以防止腐败，是不是更好一些？科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加让人吃惊。“对我来说，那太少了”，他不屑地哼了一声说。那么，什么样的工资可以使科赫满意呢？（他说）不低于他作为GKI负责人给财政创造的全部收入的3％。这真是一个让人心灵震撼的提议。作为一个连医院的电灯用电都无法保证的国家的内阁部长，居然认为他应当按照那样一个公式来获得报酬，按照这个公式，1997年他的收入应当接近6000万美元。我真的不相信我所听到的话。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我说，钱总是好东西，但是，他和其他的青年改革者有更高的动力：市场改革，为公共利益奋斗，崇高的个人荣誉感等等。科赫对此无动于衷。“你说的荣誉指的是什么？”他回击说，“只靠荣誉感维持不了多久。” 
　　
　　作者说得也对，“没有荣誉感，没有他们的纯洁的声誉，青年改革派也不可能长久”。科赫适合于做投资银行家，不适合做改革家。对他自己来说，换个工作就是了。实际上，在改革的过程中，总是可以看到一种情况：大家都认识到某一个体制漏洞，但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有的人致力于推进改革来堵上这些漏洞；有的人抓紧时间趁漏洞还没有堵上给自己捞一把；更有人为了自己多捞几把而昧着良心阻碍别人堵这些漏洞。做合法的但道德不高尚的事情，是人自己的选择和权利。科赫也是如此。他留下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每个人都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焦急地给自己寻找有利地形的转轨过程中，我们如何激励我们的公职人员？如何保持一支廉洁高效的公职人员队伍？这依然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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