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讲述的，正是俄罗斯如何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滑向“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的故事。这种坏的市场经济，作者也称之为“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资本主义”、“土匪资本主义”、“瘸腿的、腐败的资本主义”等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大公司掠夺小公司，官员和骗子们掠夺所有的人”。 
三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俄罗斯究竟在什么地方走错了？这也是作者试图探究的问题。在她看来，最大的错误是叶利钦和青年改革家们为了在1996年大选中胜出而与寡头们进行的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交易”。在这个交易中，叶利钦和青年改革家们以巨额国有资产相赠，换来了寡头们的政治支持，并引狼入室，使寡头们操纵了国家政治，变成了作者所说的“资本家政治局”。 
　　
　　虽然这个“浮士德交易”对寡头集团的兴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全面地观察，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俄罗斯的许多无奈似乎都可以首先归之于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表面上看起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俄罗斯顷刻之间走上了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道路。实际上，如作者所说的，“新的制度就是旧的那一个”。叶利钦本人不说，他的总统府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苏联时代的旧官僚。至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则更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书中一位叫本杜克兹的私人企业家说出了问题的要害。俄罗斯需要的是一个“摩西解决方案”——让这一代俄罗斯人到大沙漠上去呆40年。以便与历史一刀两断。既然这根本不可能，俄罗斯就必须考虑面对现实，而不能对现实视而不见。与观念转变类似，制度建设同样需要耗费时日。俄罗斯的问题部分地在于它的出发点。  四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只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改革者们的基本挑战是必须在历史遗产所给定的舞台上跳舞，既要大力推进改革，又不能翻车出轨。要做到这一点，改革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必须极其密切地配合。在俄罗斯，承担这一份历史任务的是青年改革家们和他们的政治领袖叶利钦。然而，他们之间的配合似乎很不理想。作者把青年改革家们称做“麦肯锡革命者”，一再强调他们缺乏自己的政治基础，只能仰赖某一个如叶利钦这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否则便一事无成。其实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生产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和把改革思想付诸实践的政治家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要求改革的思想家都同时是政治家，就像要求政治家都精通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一样，恐怕有些勉为其难。作者没有说出来的、但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是，在俄罗斯社会中，没有形成那种愿意接受并有能力推行他们的改革主张的政治力量。1996年他们和寡头们结盟扶持叶利钦。但是，当他们因坚持自己的改革思路而触动了寡头的利益时，联盟便告瓦解。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有二：其一，青年改革家们的思想过于西化、过于脱离现实，以至于不能符合俄罗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要求，于是在俄罗斯找不到自己的接受者；其二，他们的思想其实符合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但这个利益集团在给定的政治体制下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或许，这两种因素都起了作用。
五 
　　历史遗产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意味着改革不可能没有妥协。在俄罗斯也和在中国一样，妥协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作者所说的“目的证明手段”。在中国，人们有许多种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如“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理论出发”，“不要照抄西方书本理论”，要有“可操作性”，“水至清则无鱼”等等。以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青年改革派作为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罪魁，似乎是那种食洋不化、理论脱离实际的空想家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冷血动物。然而，他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他们过分慷慨地“从实际出发”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1992——1994年的认股证私有化最后实际上是一次内部人私有化。政府提出了三个私有化的可选方案，把选择权交给了“企业”，实际上就是交给了作者所说的“红色经理”们。参加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有2/3都选择了其中的方案2，按该方案，企业管理层和职工加在一起持有企业5l％以上的股份。虽然表面上是管理层和职工共同所有，但实际的结果是西方经济学家后来说的管理层所有制（managerial ownership）。“红色经理”们有无数的办法控制工人手里的股份。比如那个杜杰尔尼：如同我们所知，俄罗斯的大众私有化运动在私有化了的企业中给了普通职工不小的股份。杜杰尔尼想把这部分加在一起超过50％的股份归为己有。为此目的，他设立了一个胡萝卜加大棒式的体制，诱骗工人把他们得到的股份卖给公司的一个由他控制的基金。这一设计的核心内容是一批杜杰尔尼用公司的收益购买的消费品，从电视机到长统袜。工人们被鼓励用自己手中的股票来换取这些消费品。 
　　
　　除了杜杰尔尼用企业的钱来增加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更让茹莫洛娃感到愤怒的是他的暗地操纵。这包括不给工人们发工资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出卖股票以换取生存。茹莫洛娃开始向工人们解释说，出卖股票并不是他们唯一可以做的选择。（她认为，“要使人们成为真正的所有者，光给他们股票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教育他们如何成为所有者”。）但是，安娜的大多数同事们非常害怕，不敢违背老板的指令。 
　　
　　“杜杰尔尼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他决定着谁可以继续工作。在诺沃斯别斯克这个已经有很多工人被解雇的地方，这种决定极其有威胁力。”她说，“在诺沃斯别斯克锡厂，杜杰尔尼就像沙皇和上帝。” 
　　
　　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妥协“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大的讽刺：由于丘拜斯为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所达成的政治妥协，旧体制的贵族们，那些红色经理们成了旧体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利益分配，不在于得利的是红色贵族还是蓝色寡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此私有化的企业很难有成功的重组。人还是那些人，机制几乎也还是过去的机制，新的所有者很难有新的资金投入支持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其重组能力如何也大成问题，因为这种私有化完全排斥了竞争。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方案可以为杜马所接受，从而加快私有化的过程。这一点是实现了。不到三年时间，在私人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不到1/10提高到2/3。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俄罗斯的经济是变成了一个“私有的”经济，但却没有变成一个“生产性”的经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还有很多企业的经营非常差。企业重组并没有像青年改革派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私有化后必然出现的、立刻产生的结果，这个判断失误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俄罗斯经济。” 
　　
　　1996年与寡头的结盟是青年改革家又一次“从实际出发”而慷慨地出卖了自己的原则。通过和寡头结盟、操纵媒体等卑劣手段而取得的“胜利”，最后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自由派记者伯格认为，青年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为了民主的腐败”。实际的结果是，腐败是的确腐败了，民主却不仅没有获得，而且被粗暴地践踏了。作者认为可悲的是，“那并不是一种意外付出的代价，而是完全自觉的选择”。不过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真是完全自觉的选择，就说明这样的错误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六 
　　改革毫无疑问是一场历史性的利益再分配。如果说俄罗斯转轨的最初几年还是围绕思想而展开的斗争，转轨发动起来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已经不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再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维护苏联传统制度的强硬派之间的较量，而是变成了一场争斗，这场争斗的核心也是一切革命的核心：战利品归谁？”既然是市场经济，自然要承认私人利益的原则：人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革。利益主体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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