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那么，居民消费就会出现负增长。
　　
　　从长期趋势看，在国民经济的增量中，居民消费与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呈相反方向变化。居民消费的比重在递减。而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在递增。而从1998年中国开始鼓励投资，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就加大，从2001年开始，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连续三年超过居民消费，而且程度还在不断加大。
　　
　　另一方面。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度的情况下，将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这些重复建设从地区或者企业这样的局部来看可能会取得效益，比方说，一个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改善管理或者是一定时期内的市场机会在竞争中取胜，但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投资意味着某一个领域的过度竞争。更何况许多过度的投资并不具备科技和管理上的先进性，只是一种利益趋动下的盲目行为，这就孕育着更大的投资风险。这些企业正在扩大或准备扩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在未来缺乏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支持，将会成为过剩的或者是无效的投资。这种增长下的成果可能形成当年的GDP，但是不能形成长期的生产能力，不能够形成有效存量。更进一步，反而可能由于对自然和其他资源过度开发和使用，要用未来经济增长的放缓或衰退来弥补。
　　
　　表1列出了用算术平均法计算的1981年～2003年的GDP、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以及它们的标准差。
　　                         增长率(%)   ______样本标准差(%)
GDP                         9.54             2.9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13.21            10.73
居民消费                    7.76             3.98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54％．13.21％和7.76％；这种平均指标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长期趋势，而标准差则刻画了实际运行过程中偏离这种趋势的波动程度。可以看出，比起GDP和居民消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较大。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固定资产投资又一次对集中趋势的严重偏离，它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总需求上的结构性失衡，比总量不足的危害性还要大。总量不足可以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来改善，它的问题在于经济资源不能得到开发和利用，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而结构性失衡则是在表面的繁荣下，对有限的经济资源过度使用，对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危害。
如何应对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局面
　　
　　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如果目前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发生，与其未来承受损失；还不如现在就对过热的经济增长进行控制，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总需求上的结构性失衡。
　　
　　我们认为；解决中国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矛盾，当然要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考虑。但我们应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来解决过热。具体地说，为达到此目的，我们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双双突破了1000美元（但农村居民纯收入仍然只有2262元），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应该说每月不到700元人民币的这样一种人均水平，无论从中国现实的购买力还是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都很低。在这样一种人均水平基础上的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高。从发展上看，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如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国企改造问题、地区间发展不平稳问题等，都要依赖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保持中国的可持续高速增长，是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中各种矛盾的重要保证。
　　
　　其次，要分清穷竟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加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政策选择。
　　
　　显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和近年来中国实行的以鼓励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分不开的。这一点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那两轮经济增长周期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加速，是由居民消费拉动的，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加速，发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央实施的一系列鼓励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措施，在短期内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并由此导致了投资和消费和增加；这一次的经济增长加速，却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动起来的；是一个较长时间努力所获得的结果。消费拉动虽然已经开始显现（如汽车消费），但只局限于一部分领域。没有迅速扩张的消费，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较小，正是我国目前未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是扬长避短，采取温和的调控措施，减缓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增加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必要对整个经济增长进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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