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推动力。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积极推进城市化，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过去20年中国经济9％的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为1．5％左右，今后几十年仍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预计2020年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还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正在大规模开展，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增长有广阔空间；中国具备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才条件和人力资源，以及改革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国际和平环境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有可能继续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一是，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按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计算，２０３５年前后才能达到７０％。在这个长过程中，城市化会表现出多样化的过渡形态，；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形式会多种多样，很多人不会很快同土地彻底脱离，就业困难时还会回到农村。土地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部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统筹规划，节约使用，保护农民的权益。有研究报告称，在土地转让费总额中，征地费用所占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５％。在不少地方，５０％以上的农民上访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是县、乡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设各种“形象工程”的财源。廉价征地使农民遭受的损失，一部分变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部分进了开发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地方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达地区进展快些，经济落后地区进展会慢一些，不可能齐头并进。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甚至成为全国性的某种商品的集散地；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地方就不要不讲经济效益，人为地造镇。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不必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为“城镇化”的“镇”，实际上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城市化”的“城市”，也可以包涵现在所说的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城镇”。
三是管理和教育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状态，需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进行。除了改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外，城市建设规划要考虑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如经济租屋的建造和经营管理问题。要通过培训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校，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往往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今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中小学校设施都有闲置的，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 
过去害怕和限制农民进入城市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城市又没有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在推进城市化方面，也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契机。城市化的推进将会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我国现在农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已经降到１５％，但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大体相当于英国１８５０年（３７％），北美１９１０年（４１％），日本１９５０年（３８％）。韩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是５％，３０多年时间就达到８０％以上，说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进程会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对城市化的前景可以做乐观的预期。 
最后我门要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村发展问题关注。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２０２０年农村至少还会有５亿以上的人口，２０３０年至少还会有４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２０２０年之前，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第二，帮助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还有政策选择的空间，实际工作正在加强，包括加快落后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区域发展与消除贫困。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人口从1992年的8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地区差异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地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第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第一位的是扩大就业。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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