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市场来完成；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交易频率较高以及不确定性较高的交易属于某种关系型契约，主要依靠统一治理，通过科层来完成；处于两者之间的属于新古典契约和另一种关系型契约，分别对应于第三方治理和双方治理，通过除市场和科层之外的混合形式来完成。混合形式包括质押、互惠、特许权和管制等。根据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原则，不同性质的交易或契约对应于市场、混合形式或科层这三种不同的治理结构。
  在市场中，一项交易从发生到完成重要持续一段时期，在该时期中可能会发生很多影响交易双方权力和义务的事件，从而影响连续性短期契约交易的执行。又由于合同执行者很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当市场条件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可以借口契约的前提改变而停止履行合同，在不违反法律的的情况下给交易伙伴造成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易双方将尽可能把契约写得十分复杂，力图包括一切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每一种情况发生时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但是，任何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总会给机会主义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其基本态势是，交易本身越复杂，交易谈判及其所达成的契约越趋复杂化，交易费用就越高，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管理机制其效率就越低，甚至不能完成交易。
  关于威廉姆森契约理论可以参看：《从契约视角考察经济组织》 （Williamson, 2002, “Examin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ract”, UC Berkeley, draft.）
  这里我认为应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契约视角与选择视角的差别：前者聚焦于交易收益，后者聚焦于资源配置；前者把企业看作一个治理结构，后者把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前者更强调微观结构和更注重从组织理论吸取营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威廉姆森契约理论更倾向于经济制度的意向性治理功能。

5、社会主义经济组织
  在分析这个章节之前，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威廉姆森的这篇文章写于1991年1月，而就在这年年末，前苏联解体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威廉姆森也对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运作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并借鉴的。

（1）首先威廉姆森简要地回顾了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论战”。
  这场论战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挑起。他们认为，确立价格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市场竞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存在市场机制，也就无法确立合理的价格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
  作为回应的是兰格——勒纳——泰勒模式，提出所谓的“竞争解决法”。兰格模式的实质是由中央计划机关来模拟市场：根据供求情况调整价格；企业则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哈耶克证明中央计划权威不可能合理地计算价格。威廉姆森在文中肯定了哈耶克的观点。

（2）在社会主义论战后，前苏联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80年代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一些经济学家在此时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方法。
  威廉姆森认为Nuti于1989年提出的分三步走的金融改革计划就极具代表性，这三个步骤分别为：1、重新评估资产以反映其真实的经济价值；2、在一部分国有机构引进一种“慢节奏”的股票市场体制，但不对个人开放；3、待上述机制正常运转后，允许个人通过其自身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不是通过所有权与控制权从股票市场中获取收益。
  威廉姆森认为从传统经济学角度考虑，Nuti提出的计划具有可行性，但不幸的是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中的官僚主义者不愿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会运用手中掌握的特殊权力通过拖延、迷惑群众、法规的选择性应用等方式抵制改革。
威廉姆森认为计划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尤其对具有高度专用性的资产，和纳入企业体制后明显出现规模不经济的交易，适合于采取政府的意向性治理。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应该是建立信用制度，阻止那些不诚信行为的发生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与之相反，我国的股市却持续低迷，股指一路走低，流通市值蒸发，投资者损失惨重，直接融资萎缩。股市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当前金融问题的重中之重。而中国股市的首要问题，与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不同，不是投机性泡沫问题，而是投资者信心问题。
  造成投资者的信心不足背后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上市公司造假猖獗,诚信问题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上市公司的经营中存在着太多的不讲诚信：有的通过虚假包装骗取上市资格；有的编造虚假财务报告恶意造假；有的被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给掏空了；有的随意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这些违规行为均有悖于诚信原则，银广夏等一批造假公司不断吞噬市场信心。
  要重拾投资者信心，建立一个健康的、有发展潜力的股市，就应该改变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现状，制定法律法规，规范股市操作，解决资本市场诚信问题，杜绝上市公司存在的做假账、欺骗股民的行为。
  我相信我国股市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最终一定能走出困境，实现设立股市的真正目的，那就是通过资本运作，实行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率，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6、结论
  威廉姆森再次强调了研究经济制度应从自发性治理和意向性治理两方面同时进行的重要性，市场制度、科层制度与混合性制度具有各自的组织优势，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经济学家能更好地对上述不同制度进行经济学分析。
  最后，他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应从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的综合角度把握经济组织现象。
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可以参看：《为什么要综合法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 （Williamson, 2000, “Why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UC Berkeley, draft.）

结束语：
  通读完全文，威廉姆森教授这种逻辑性强、学术严谨的文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这篇文章中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阐述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我认为威廉姆森教授不愧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经济学家。